这得从法理方面寻找答案，英美法律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免遭来自于政府或者其他强权部门的侵害。就是说，法律是用来保护个体权利的，而不是用来保护官府的。于是法官们判案时，一个劲地向普通民众倾斜。两方起纠纷，生矛盾，闹到僵持不下进而打官司的境地，常常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胜诉的机率大，这样的结果有“损盈余而弥不足”的味道。从依法办事的法律角度来看，这的确是一种不公平。可是把这些案件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它们确又是一种实质性的公平。这样的法律不公平，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实践表明这样做的社会效果是很好的。在老美看来，这种表面上的法律不公平，恰恰是超越法律的实质公平，公平不仅仅存在于看得见的事实里，还存在于人们的心理，偏颇的执法，正好修复了人们的“心理公平”。看来，美国法官比较了解社会。

　　看完域外风景，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我们国家，有人说的非常好：“中国正处于改革的‘进行时’仿佛一辆急速行驶的车，正在接连转弯。转弯的车，不仅得操心轮胎的走向，还得考虑车上乘客的感受。转弯的车容易颠簸、容易倾斜，驾驶员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转弯途中，原有的秩序纷纷瓦解，新秩序的建立尚待时日，错综复杂的矛盾很容易从隐形走向显形，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计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海潮般猛涨的市场消费让普通民众气喘吁吁。越演越烈的腐败，塑造了大众被剥夺被损害的受冤的心理。眼看着掌握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强势群体掳金掠银，民众的被剥夺被伤害感会越发强烈。日久天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就界限分明，裂痕难以弥合，互信丧失，猜疑与仇恨加剧，社会难免滑向风雨飘摇之中。强势者与弱势者同乘一艘船，船一旦倾覆，不论贫富贵贱，所有成员都会成为祭品。”（安黎：《修复公众的“心理公平”，《法治与社会》2009年第9期》

　　于是乎，当一个普通女服务员与一个消费者发生了冲突，大众不过是一群看客。可是一旦听说那个消费者是某个级别的官员，看客们就成了女服务员的娘家人，不再保持中立，而是齐刷刷地站在了这位服务员的立场，把手指头戳向、唾沫星吐向这个官员。邓玉娇案件正是如此。当大街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时，路人不过是一群看客，可是一旦听说那个驾车者是一个阔少爷，看客们就成了受害者的亲朋好友，口诛笔伐富人驾车者为富不仁，不把穷人的生死当回事。杭州胡斌飙车案正是如此。这样的社会现象潜藏着公众的一种生活逻辑：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对谁错，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官员、有钱人总是经常欺负我们小老百姓。公众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恐怕与公众的心理失衡大有关系。心理一旦失衡，法律观念就会退场，理性精神就会魂飞魄散，横空出世的就是情绪。公众的心理在“揭竿而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绝对不能视而不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