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夏天某天下午，我去一个小超市买东西，于是，有了以下比较有意思的对话：

　　我问：老板，你们这儿有泡面、面包没有？

　　老板：你到底是要面包还是要泡面？

　　我答：要是价钱合适，我两样都要。

　　老板翻着白眼、不耐烦的去取东西。

　　我说：老板，人家卖东西都是和气生财，我咋看你卖东西不耐烦呢？

　　老板：实话跟你说，我这个人最讨厌戴眼镜的。

　　（此时，我正戴着眼镜）

　　我说：那你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人吧？戴眼镜的咋了？

　　老板：你们戴眼镜的十个有九个都不懂社会。

　　我问：咋不懂社会了？

　　老板：我一天卖东西，每天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每个人都和我说很多话，岂不是浪费我很多时间？我最不喜欢和戴眼镜的签生意上的合同，怕罗嗦、怕麻烦。

　　我说：你这人太绝对！你这样对你做生意不好。

　　由于我要赶时间，就匆匆的买了泡面和面包离开了，但是他对戴眼镜的“如此高”的评价：戴眼镜的不懂社会！深深刺激了我，让我事后反复琢磨戴眼镜的果真不懂社会？

　　由于惯性思维，我总是喜欢把事情往法律方面靠，他说的戴眼镜的不外乎是读过书的人（知识分子），涉及法律方面的知识分子无外乎就是学者、法官（现在法院、检察院的“准入制度”还是蛮高的，得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那么，学者、法官真不懂社会吗？

　　近来年，收视率很高的系列“公案”：刘涌案、许霆案、胡斌飙车案、邓玉娇案，“非常6+1案”（黑龙江6警察打1人和上海杨佳1人致死6警察案），以法律人的专业视角来看，学者、法官是依法办案的，可照样挨骂，于是：学者法官抱怨社会公众不懂法律、不懂戴眼镜的，社会公众抱怨戴眼镜的不懂社会，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先不分析原因，先领略一下域外风景，或许会给我们以启迪：据说，在美国，只要有民告官的案件，律师们都争着抢着想代理，原因是这类官司不但标的都很大，而且打赢官司易如反掌，一个普通国民，只要他有“比牙齿还要短”的理由，甚至这等理由在外人看来有耍赖的嫌疑，但是只要他想起诉，他就一告一个准，一个一个赢。无独有偶，要是一个公民想把一个知名大公司推上被告席，哪怕他据以起诉的所谓事实再牵强附会，他也是赢多输少。乍听起来，老美的法官并不是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办案，他们是不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呢？他们为什么会动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枉顾事实”而倾向宣判民众胜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