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证据失权与其他失权是有重大区别的，在其他失权中，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权利实际上往往是由于他们有意不行使这些权利，是自愿的放弃这些权利，而证据失权则是当事人是要行使举证的权利，只是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及时地提出证据而已。而未能按期举证，有时又是由于他人的不协助、不配合。其他方面的失权一般不会给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带来直接的损害，而证据失权几乎总会从根本上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三、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设置举证时限虽然总体上有利于提高诉讼的效率，但效率的取得却是往往以牺牲实体公正为代价的，在程序公正因证据失权而得到凸现时，实体正义却不可避免地失落了。
使诉讼前真正享有权利的人的权利能够得到确认，使权利被损害者能够获得救济，使违约、侵权等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以说是任何诉讼制度都努力追求的目标。尽管相反的情形—真正具有权利的人提起诉讼后反失掉了权利，侵害他人权利者却被免除了责任—总是难以绝对避免，但这至少是各国诉讼制度希望能够尽量避免的。
设置举证时限是为了促使当事人在合理的时间内向法院提供证据以避免诉讼拖延，是为了保证法院的集中审理能够顺畅进行，是为了促进诉讼和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这些目标无疑都具有正当性。
然而，举证时限是与证据失权联系在一起的，逾期举证将被视为当事人自动放弃了举证的权利，法院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证据不再组织质证，除非存在着属于新证据和视为新证据的例外情形。证据失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排除功能。如果被排除的证据是对诉讼胜负性命枚关的证据，那就势必导致诉讼结果的逆转，使法院裁判中认定的事实完全不同于诉讼前发生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排除重要证据既会使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希望落空，也使法院无法实现以诉讼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会使法院通过诉讼维护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标严重受挫。所以，证据失权与实体公正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逾期提出的证据予以排除实际上是基于程序法方面的理由。因而证据失权涉及到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问题。就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而言，实体法是主法，程序法是帮助实体法实现的助法，程序法是为实体法服务的，这样的观念曾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法理念，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实体公正被认为是第一位的，程序公正则是第二位的，程序公正是服务于实体公正的，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程序公正应让位于实体公正。后来，人们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认识到程序法具有独立性，程序公正也不是仅仅为实体公正而存在。在理论研究中，甚至出现了认为程序法比实体法更重要，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学说。例如，认为程序保障才是民事诉讼的真正目的。在诉讼中，程序公正不仅具有独立于实体公正的内在价值，而且程序公正的意义超过了实体公正，因为实体公正具有相对性，程序公正具有绝对性，因而只要坚持做到了程序公正，从程序中产生的实体结果也应当视为是公正的。认为程序法具有独立地位，强调程序公正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意义，这些都无可厚非，我国长期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和传统，审判实务中对程序公正缺乏应有的重视，因而，强调程序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突出程序公正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有时候真理与谬误的差别仅在一线之间，重实体轻程序固然不可取，但若反过来重程序轻实体同样是不可取的。重程序轻实体对我国诉讼制度带来的危害与重实体轻程序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合法有理而陌生于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来说，他们宁愿选择重实体的诉讼程序，而违法但熟悉程序的当事人却宁可挑选重程序轻实体的诉讼程序，因为在这一程序中他们可以指望借助程序上的优势来击败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