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根据同条例第十五条第五款规定，部分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委批准，有权审定副教授任职资格，或有权审定副教授、教授资格。审定的教授报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我国系采双轨制，将教师任职资格之评审分别划归为教育部（或省、自治区教育机构）及学校本身（易言之，被授权之大学）。
四、教师升等评审中教师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保障从前述管制之背景或程序，我们可以推断，立法者并无意将教师升等评审视为特别权力关系之一部分，仅期待透过行政之管制，制约相对的教师升等评审委员会做到平等、公平而达到国家教育政策之目的。又见诸我国整个相关教育法律及命令，并无要求申请升等评审之教师单方忍受国家课予负担之义务；故根据依法治国原则，教师申请升等评审之权利及救济程序，均应系我国宪法第十九条所保障之范围。所以，前述被告所持之理由，似乎未若原告充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仅能程序上判决“不受理”而尚未进入实质审查之审判程序。但在行政法学上该实质审查之内容却无法回避，兹概述如下：
（一）教师升等之评审行为非具体行政行为之迷思本案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所作之评审决定，效力直接及于被评之教师，系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如经评审通过后，受评教师职称升等职务加重，自然系属于确认授予利益之合法处分；如未评审通过，系确认不授予利益之合法处分，当事人自得依相关规定（含申诉及行政诉讼）谋求救济。
（二）从行政主体资格及相关授权之评析根据现行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第14条及第15条第5款规定，教育部门及经法律授权之大学系教师升等之评审主体，而教育部门及经法律授权之大学组织其内部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系机关或学校内部之管理组织，对教师升等进行评审，则评审效力自然归属于该机关及学校本身，并以其自己名义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另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规定：“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具体行政行为，该组织是被告。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姑且不论本项立法例是否符合Otto Mayes长期以来所坚持者，允许受托执行公权力之自然人或法人，就被授权之领域，有以自己名义行使执行权利；则大学本身，既经法律授权，可在其学校内部成立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管理教师申请升等事项，并根据行政复议法第15条第三项规定，“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为不服者，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则本案原告，经向学校申诉未果后，改向行政主管机关之教育部申请复议，复议未果，再提起行政诉讼，自有其依据，也合乎依法治国、保护人民基本权利之原理。其实从现行的法律及教育行政法规观察，系积极保护教师升等申请之合法权益，所以将教师职务评审查委员会设置之机制，视为大学自主之一部分。法治国家系不可放弃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社会组织之合法权益之一部或全部保护；但相关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法规只保护行政法上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部分合法权益，就值得引起注意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