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吕明（1975—），男，安徽合肥人，合肥师范学院政法与管理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 代表成果包括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刘旺洪：《法律意识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刘作翔：《法律文化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付子堂：《法律意识形态的演进——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恬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当然，新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并不仅止于此，然而这种哲学基础上的差别却具有突出意义，相关分析参见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纪琨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
又可称为意识形态霸权、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利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辑，第251-252页。
Huge Collins， Marxism and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1.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07页。
季卫东：“现代法治国的条件——读《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载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吴玉章：《批判法学评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J.M.Balkin，“logy as ConIdeostraiont，”in 43 Stan.L.Rev. 1991， p.1153.
J.M.Balkin，“Ideology as Constraiont，”in 43 Stan.L.Rev. 1991， p.1138.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
J.M.Balkin，“The Hohfeldian Approach to Law and Semiotics，” in 44 U.Miami L.Rev.， 1990， p.70.
高中：《后现代法学思潮》，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正如，乔治·拉累恩在《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中指出，意识形态概念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是复杂和模糊的。如果说，意识形态批判在大多数现代主义思想家那里还是最为中心的话题，尤其是关于现代性的中心话题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基于其理论的目的——对现代性的解构和破碎，就必然要明确地质疑作为现代性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概念，参见Jorge Larrain， 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 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1994， Polity Press； pp.104-105.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前言第2页。
C.Gordon，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Harvest Press， 1980， p.77.
C.Gordon，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Harvest Press， 1980， p.58.
参见高中《后现代法学思潮》，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J·丹纳赫著《理解福柯》，刘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0页。
张文显先生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分析法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参见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钱弘道：《法律的经济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
在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不可替代的因素，因此必须关注意识形态。
内在制度在有些文献中又被称之为内在规则、非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它是指人类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出来的那种制度，主要通过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来维持。参见朱琴芬：《新制度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一般认为“囚徒困境”的出现就是因为经济主体之间缺乏信息交流，而法律恰恰可以提供公开、全面和正确的信息，从而化解了“囚徒困境”。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9页。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板，第398页。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9页。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译者序言。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1页。
朱琴芬：《新制度经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8页。
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
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加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现代哲学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2页。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异，哈贝马斯与加达默尔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哈贝马斯认为，诠释学必须肩负对历史和传统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而对这种反思和批判精神的忽视、甚至排斥，只能导致诠释学自身的保守化和相对化。论战相关介绍参见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加达默尔哲学述评》，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刘星：《法律是什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面对现代法律诠释学这样的观点，难怪中国的法律诠释学的研究者会发出如下感慨：“我们可以理想化地设计一种中立的法官和中立的法院，但完全抱守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却只是我们的理想和美梦”。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特瑞·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载斯拉沃热·齐泽克等著：《图绘意识形态》，方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谢晖：《法律诠释与意识形态》（上），边缘学者--法律博客网站 www_fyfz_cn.htm。
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板，第379页。
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王振东：《自由主义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朱迪斯·N·施克莱：《守法主义》，彭亚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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