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处理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过程中，公众能够恰当地参与到环境污染事件中去的前提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真实、准确和及时地获得关于突发性事件的信息。公众只有获得全面而准确的环境信息，了解了突发事件本身的情况，同时也很清楚政府正在采取的和即将采取的紧急措施，公众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知道如何行动来配合政府的应对措施。没有充分的环境信息作为支撑，公众只能无所适从。环境信息的沟通是双向的，公众需要从政府获得关于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的各方面的信息，政府也需要得到来自公众的信息反馈，以便及时对行动计划作出适当的调整。[29]
事实上，得到良好信息沟通的公众可能以一种更有见识的方式有效地参与到所有的民主过程中。它还可以打破专家和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屏障，将政府官员非神秘化，并使公众更多地对有争议的问题实现真正的政治参与。[30]只有这样，公众在环境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人们的认识、判断与行为才会有共同的基础，对政府应急处置的目标以及采取的措施才能最大程度的认可，社会也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向着一个目标发展下去。
当然，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并不仅仅在于使公众知悉相关环境信息，更重要的在于吸引公众积极有效的参与与政府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因为，尽管在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但必须还要依赖公众的理解、赞同和参与。也就是说，政府应对环境问题的努力程度，所采取的措施，专家的态度和意见等，都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并得到公众的理解支持或参与。因此，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就能在政府和公众之间、专家与公众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并交换各种信息，不仅可以增进政府与公众之间、专家和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由于认识冲突而引起可能的社会冲突，同时也有利于避免由于公众不了解真实原因与实情而发表一些偏激的看法与言论，或由于对造成的损失不满而发泄对政府的不满。
第二，公众环境立法参与权对环境法律和政策制定之促动。过去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私人的排污或资源开发活动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因而，环境法律特别强调对其行为的干预和限制。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人们发现其实与一般私人主体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相比，政府的失灵带来的对环境影响更加可怕。[31]因为，政府的活动特别是政府的抽象行为，如制定的法律或政策恰恰是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这也是一些国家在
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将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和政策等战略行为纳入到环境影响评价中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官僚体制的专家无法获得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甚至得不到正确的信息，排除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32]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实验新的公众参与形式，都是以微观协商民主理想为模式的。包括欧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力图让公众就有争议的政策参与协商讨论。协商设计鼓励有组织的、便利过程的协商，其中，各种观点可以自由交流。在听取并对学者、利益集团的观点提出质疑后，公众会作出一系列的书面建议。这种文件会直接或通过公众传播而间接地传递到政策制定程序中。当然，各种的多元参与往往会受到强力利益集团的阻挠。如2001年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就《容器处理法案》召集公众评审团参与时就遇到关键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尤其是那些曾经对政府政策有很大影响的利益集团，如包装业和饮料业。[33]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要在法律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权利。
这种在政府制定法律和政策的过程中引入公众的参与，特别是基层民主制度的设计，能够防止在社会资源占有上的强势群体利用其在此领域内的优势，不合理的攫取环境领域的优势，压制和阻碍弱势群体环境利益的表达和最终实现。通过公众环境立法参与权利的行使，为弱势群体的环境利益表达和实现提供了专门的渠道和空间，促进政府在制定法律和政策过程中考虑弱势群体的主张，使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趋向于正义和公平的价值理念。如德国《联邦污染控制法》规定：制定法和一般行政法规，“每次都应选出一个有科学组织、受影响的各方、有关的工业、有关的运输系统和州的负责污染控制的最高机关的代表们所组成的小组，并向其听取意见。”
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认为，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时间约束和在政策制定过程面临的时间约束呈反向函数关系。“如果公共管理者花较多的时间吸引较多的相关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制定，那么，就会因为决策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加速决策执行的进程。相反，如果公共管理者为了节省时间而将相关公众排斥在政策制定之外，那么，就会延缓政策执行的速度，因为，那些被排斥在决策之外的公众就会抵制政策，从而拖延了执行的进程。”[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