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对自杀的法律评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禁止个人擅自自杀，但国家可以批准其自杀；第二个阶段，对自杀的谴责是绝对的，自杀行为要受到国家的严惩；在第三个阶段，自杀行为不再受到国家的惩罚，甚至出现了“死的权利“的主张。
（二）中国：一贯的放任自流
自杀在中国有时又被称作“自尽”、“自寻短见”等，古籍中多有记载。春秋三传的《左传》和《谷梁传》即已出现“自杀”一词（前者出现3次，后者出现1次），表示行动者以利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⑧]而《史记》一书则出现了134次，而且已经用来表示用非特定或不知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⑨]中国古代对自杀问题并没有在法律上给予评价，官方的态度可从其统治思想——儒法并用和若干做法中大致进行推测。
作为儒家经典四书之首的《论语》有多处论述与自杀有关。孔子提及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时备极称道：“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⑩]“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11]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2]此处的“杀身”虽不可等同于自杀，但却可包含自杀。与此类似，《孟子》中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变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3]“舍生”虽亦不可等同于自杀，但同样能包括自杀的手段。生命在这里只是一种手段，为了“仁”、“义”，便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对自杀问题亦有论述，只不过其以国家利益为评价标准。他对“饿死首阳之陵”的伯夷、叔齐亦有评价，谓其为“无益之臣”、[14]“不令之民”。[15]对于“破家以便国，杀身以安主”的人，则视为“霸王之佐”。[16]由此可见，对于自杀，儒家与法家对于自杀问题即便不予褒扬，也不曾予以非难，这些认识亦为统治者所接受。现实中，汉初田横投海，被汉高祖以王者之礼厚葬。[17]另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周阳）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自杀者不予追究，而另一方则在闹市执行死刑。《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其妻刘氏一个自缢一个投河，双双自杀，后人亦多以凄惨，而并无贬抑。国家和社会对于自杀的这种理解甚至认同的态度一直存在。
中国不曾出现西方对自杀所作的惩罚，一方面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然，另一方面，中国人非常清楚，国家对于自杀是无能为力的，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18]在中华民国1935年刑法第275条的立法理由当中指出了自杀不为罪的原因：（1）法理上不便。刑罚的极端也不过能致人于死地，自杀者既然不畏惧死亡，则刑罚失其效力。（2）实际上不便。自杀既遂，自然就没有处罚的余地，如此可处罚的只能是未遂者。然而处罚未遂者，而既遂者不受处罚，岂不是要鼓励自杀的既遂？此非立法的本意。再者，无法借助法律的制裁来期待人们不会自杀。故而对于自杀者无论既遂未遂概不加刑。这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自杀非罪，法律对此不予评价。新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对于自杀行为也鲜有正面规定。[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