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及时更新立法理念，妥善解决价值取向和现实利益的冲突。既然对于中央立法的滞后之处，地方立法需要做出探索和创新；那么对于中央立法的变化尤其是立法理念的更新，地方立法就更应及时的做出因应，具体体现就是评估的启动以及对评估结果的实施，及时地对地方立法进行修改。此外，在立法价值取向和现实利益的冲突上，主要是增强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将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在立法阶段就充分地加以考虑，将协调后的结果体现在立法之中，从而使受到立法负面影响的利益主体能够正确对待法规地执行，遵守法规，加强立法的可执行力。
3、充分考虑水资源立法的特殊性，建立多元咨询机制和动态信息系统，增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基于水资源的特殊属性和所设计的多领域、多利益主体，在拟定地方性法规时，首先应当吸纳各方面的专家加入，发挥专家的作用，同时要听取涉及到的群众的意见，建立起多元化的咨询机制，使立法机构、行政部门、专家和群众在这一机制中得到沟通和交流的机会。此外，还要根据水资源的物理属性和环境特性，依托水行政主管部门建立起动态信息系统，及时将相关的新问题和新发展都反馈给立法机关，使之可以做出相应的对策。
【作者简介】
董跃，男，山东文登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环境法、
立法法。
【注释】 如郭俊秀对厦门市地方环境立法的考察，着重分析了厦门市水资源立法的必要性及主要内容的设置，参见郭俊秀：《地方环境保护立法中的水资源、海洋资源保护问题》，《福建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再如朱玉坤、孙勇胜对青海省水资源立法体系的探讨，参见朱玉坤、孙勇胜：《论青海水资源立法体系的构建》，《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分别是房产类、城建类、规划类、交通类、市政公用类、水利类、公安类、教育类、环保类、海洋管理类、林业园林类、旅游管理类、劳动类、经济类、财政类、工商管理类、监督类和社会管理类。
参见其第十七条：“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和集中清运,防止污染水源。”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水资源管理的立法调研报告》。
郭俊秀：《地方环境保护立法中的水资源、海洋资源保护问题》，《福建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张勇：《地方水资源立法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南方经济》2005第5期。
徐金海、孙婷：《对水权立法的思考》，《水资源管理》2007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