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既不是为了减轻法院的负担，也不是为了限制司法权的扩张，而是因为大部分交给行政机关管辖的事务都不属于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能够直接引起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或消失的事实情况，易言之，它的法律效果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司法判决之所以比行政决定客观公正，就是因为法律事实的客观性，法院只需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结论自然可以根据事先的规则推导出来，这是司法之“法治”能够代替行政之“人治”的法理基础。

　　如果所有事实的法律后果都是唯一的，只要某种法律事实出现，其法律后果也会自动地出现，那么在不计算执法成本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包揽一切，政府机关都可以关门了。但经验告诉我们，有许多事实情况并不能直接引起法律效果的产生，它们的法律意义是不清楚的。

　　我们可以把这些并不能直接引起法律效果产生的事实情况称为开放性事实。开放性事实没有不言自明的意义，其效果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解读”；“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通过夸张和歪曲的方式，表达了行政事务的这一特点。

　　规则缺失可以通过法律推理和行德沃金式的“理论争论”[ii]加以解决，但事实性质的晦暗不明却不是立法机关和法院能够对付得了的难题。

　　以学位论文为例。从著作权的角度来看，谁写作了论文这一事实是清楚的，至少不难弄清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的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作品由何人创作，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客观证明的，虽然在某些个案中由于关键证据丢失而无法证明，所以关于著作权的事实是清楚的。如果涉及学位问题，事实就不那么清楚了，至少校方很难用“客观”的证据来证明。某些人可能认为作者纯粹在胡说八道，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蕴涵着伟大的创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双方都无法举出客观的证据来证明，因为所有的证据，不过是论文本身，他们只是对论文的“看法”不同而已，“看法”不能作为客观的证据。

　　当然，在学位授予过程中并不是不存在任何客观性的事实。若论文有大段的抄袭，或是整篇通过老鼠踩键盘的方式写出来，无一句可通，那么论文不合格就显而易见，但这种事并不天天发生。在正常情况下，论文合格还是不合格，主要取决于教授们的个人观点，教授们无法向民众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客观”，甚至在同行内部，这个证明也无法完成。

　　正因为政策性和技术性事实不存在不言自明的标准，“事实”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理论问题，世界观问题，或者说，是立场和党派问题，所以司法权不能管辖这一类事实。著作权交给法院管辖，而学位发放交给学校和教育主管机关，以他们的专业知识来判断论文合格与否，法院没有资格确认“论文是否符合学位标准”这一类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