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作者这样阐述“冤大头现象”：“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但是最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缩小以致消亡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1]

　　想起去年听唐骏先生在复旦演讲之经历，我不禁喟叹，我曾是那冤大头。那天，唐先生的粉丝多得出乎意料，以致于当我举着先前从学友那里幸运得来的入门票时，仍被人群所淹没。那次他的演讲内容无外乎第一桶金的获得与留学经历，同他在重要媒体上的宣讲并无二致。当时，我只是隐隐觉得他周身充弥着一股商场得意与炒作之氤氲，对其未谈及社会责任感颇感意外，便俯就《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职场人》一文，[2] 以示吁请。只是，时值今日，关于唐先生的这出学历事件呈愈演愈烈之势。看样子，对其进行道德的责罚蔚成定局了。

　　冤大头也是道德的温床。将上述话语加以演绎，便是：在我们这些“旋转的木偶”们的卫护下，“成功人士”的道德风险很小，收益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但最终，道德的供给与输出不能平衡，一个人跳出来说，某成功人士，你的道德输出“裸体化”了，你没有穿衣啊。这时候，那人士的道德信义便去日不多了。对于个人与社会而言，这竟是双输的结果。

　　在一定意义上，对他们的道德鞭笞是对我们每个人自身道德的检验。有人说，“对中国百姓而言，大家事实上处于无道德状态，也都优哉游哉，各得其所，但相比成功人士所拥有的绝对无道德状态，却不免自惭形秽。有那样的标高存在，主流媒体和娱乐新闻每天灌输的就是成功人士天堂一般的生活：赚钱是那么容易，仿佛不经意间完成了壮举；美女如云，生活似乎就是确认今晚跟哪种媚态的异性同眠；奢侈品唾手可得，无非是选择哪种款式而已。他们的举手投足都处在镁光灯前。”[3] 这种道德示范之力来自对未知方位的成功的膜拜，其便攒足了令人眩目的光环，指引着我们的习惯与文化。莫名的行动与结局，经由功利至上主义的泛化，赤裸裸的职场厚黑学粉墨登场。如果真如“骗子的成功，在于被需要”所言，我们对社会诚信的护育就不止于自身了，还需去砸破那“被需要”的心理坑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