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可以以下几方面考虑：

　　第一，抚养关系形成的前提是继子女未成年，这是《婚姻法》第27条第二款的应有之义，因为需要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必然是未成年人。虽然在现实中，有继子女已经成年，但继父母对其学业、事业予以照料或资助的情况存在，但正如亲生父母对亲生子女成年之后没有法定的扶养义务一样，继父母对成年继子女的这种照料或资助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抚养教育，所以不能形成具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另外，如上所述有观点认为成年继子女在事实上对继父母进了赡养义务，也可以认定为双方形成抚养关系，但笔者认为大大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生父母再婚时，子女已经成年，成年继子女对在事实上对继父母进行赡养扶助是符合社会道义的，但成年继子女并没有接受继父母的抚养教育，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条件，而且此时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扶助不是法定义务，不能因此认定形成双方形成抚养教育关系，一旦认定就等于双方形成具有拟制血亲性质的父母子女关系，这种赡养义务便成为法定义务，显然成年继子女与继父母在这种情况下的权利义务不对等的。

　　第二，一般需要有共同生活的事实。有观点认为判断标准可以是继父母负担了继子女全部或部分生活费，但笔者认为单纯的给付一定钱财，而不在一起生活，继父母对继子女的生活、学习没有任何关心照顾、培养，不宜认定双方形成抚养教育关系。抚养，简单地说，就是“保护并教养”，强调长辈对晚辈的教育和保护，父母对子女的抚养目的是要让子女健康成长，所以抚养教育关系一般需要在在继父母与继子女共同生活中形成，如同亲生父母一样，继父母对子女的生活、学习、身体、精神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照料，这才是抚养的真实含义。但在现实生活中，有特殊情况导致双方无法共同生活时，例如子女未成年便出国留学、继父母在外地工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要认定是否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就要注意抚养行为和赠与行为之间的区别，抚养关系下给付生活费一定是一种长期的、持续的负担子女生活和教育费用的行为，费用的数额相对稳定；而赠与则是偶尔的给付行为，给付标的的价值不确定，一般每次给付都含有特定用意。对于赠与行为，即使继父母赠与继子女的财物较多，可能超出继子女所需的抚养、教育费用，也不能认定双方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