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去逝，结束了中国“党治天下”的历程，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这也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体现。

　　早在1941年4月15日，邓小平就著文对“以党治国”的做法提出批评，他指出“某些同志‘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群众以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6]

　　六十多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会议”上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政法大学与学生谈法制时，更是提出了“法比天大”的口号，明确指出“一切组织和机构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方针已昭然天下。

　　然而，“以党治国”的余毒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还是根深蒂固的。有些地方法院就又重新拾起了曾被废弃的“驯服工具”论，有许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求法院讲政治，要在当地党和政府的指导下开展审判工作。为了强化党治，各行各业都讲起了政治，基结果是纵恿了人治，弱化了法治，哪怕一个阿鸡阿狗般的小官员都可以把手伸到法院里干涉审判，从而使司法机关成为一些政客玩弄权术的工具，其结果是社会公理荡然无存，司法“腐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访民遍野，国民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

　　“以党治国”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许多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智者都在呼吁“依法治国”，于一夫先生的文章《“以党治国”面面观》就写得非常好，他在文章结尾处引用唐人杜枚《阿房宫赋》中的一段千古绝唱则更是警世名言：“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