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不听从中共的善意劝告，最终还是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人国人民给打跑了。

　　新中国建立后，曾开始着手建立民主法制体系。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其他方面的立法也曾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然而，基于中共高层领导思想的局限性，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封建皇权思想便不断地膨涨了起来。具体表现就是“以党治国”。因为在党内下级要服从上级，下级要服从中央，于是中央主席便成了“天子”。其实质与蒋介石当年奉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没什么两样。

　　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发表说话，说“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而刘少奇则把“以党治国”问题落实得更为具体。1955年7月，在当时的最高检察署向他汇报工作时，他甚至说“党委决定要捕的，检察院要闭着眼睛盖章，这样做也有可能有错，这在党内可以讲清楚，但对外，都要由检察院出面担起来。……如果检察院不做党的挡箭牌，民主人士就会利用这点来反对党，结果可以说等于是检察院反党”。“不能因为你们闭着眼睛盖章，有了错案就说‘这个案子不是我批的，我不负责’。如果有人这样讲，就是泄露了党的机密……要受党纪的制裁”。

　　在中共高层以党治代替法治思想的指导下，1958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就召开第四次全国检察会议向中央表态，“检察机关必须完全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做党的驯服工具，必须听党的话，党叫做什么就坚决做什么，党不允许做的事就一定不要做。”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法院工作服从党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不仅要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且要坚决服从党对审判具体案件以及其他一切方面的指示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