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民主政体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居民的不满意或者负担过重。因为居民可以凭藉大集团的形式来获得政治力量会缓和独裁者会被推翻的可能。这是一个统治者被挤压而居民不断进取的过程，但独裁政体仍然能维持下去。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选择来源于国家之间的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的竞争或示范之力。这似乎是一种民主优越论，但竞争或示范力量本身是说明事体的源由，就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民主政体采用的另一个面向是，推翻独裁政体的新任统治者将遵照制度安排而不成为下一位独裁者，[8] 从而利益集团被弃之不用，权力处于均衡或对峙之态势。
我们还需要回顾历史，西方与中国社会方邦结盟时代决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基本成因是，当权力被限缩到并非足够小而仍然可以支撑较小规模的独裁政体（封建盟主制）时，“动乱的民主”氛围得以产生了。这种安排宛如把一个人放大成一个集团（不妨看作集团领导人的化身），与通常意义的民主政体并无实质差别。
五、结语
经由理性人假设，我完成了《民主的自负》、《民主的精英化路径》和本文这小三部曲。这种印象画派式的叙事风格，无异于古典经济学的推进路径，对于复杂而丰富现实的刻描，充分而有力。这些文字在阐明，民主政体并不是完美的，它来源于一种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就本文而言，民主政体的好处如同曲径通幽之处，需要我们去体味去挖掘它的比较优势。站在无政府状态与独裁政体的肩膀上，民主政体尤显寂寞，人们仰视它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自身作为权利主体的存在。所以，民主的忧伤在于培养而不是守候。
【作者简介】
肖继耘，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
【注释】 人们一旦占有某项财物时，便不愿意失去它。这种守成的心理作为一种理论前设可以经验性地推导出诸多实践之面向。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由“有”引发的思考》，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53967&Type=mod.
科斯的交易费用隐然成形了。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资源配置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契约理论在大社会中容易被累积扭曲，而流于空想。基于此，我认为，组织越小，个人对成本与收益的估算越清晰，激励与道德的善便作用越大。
强烈动机在于，和平秩序等公共品所带来的产出的巨大增加使常驻匪帮获得的利益比其未治理前的产出要大得多。当然，这种涵盖利益因人因时空而不同，从而对常驻匪帮提供公共品的激励程度有所不同。
针对于此，奥尔森总结道：“一般而言，统治比部落更大的群体的兴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更多地由于那些能够组建最大武装力量的人，理性且自私的结果。”参见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 3 September 1993.
同引，Olson文。
即便资本报酬率低于独裁政体所供给的报酬率，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原因大抵是，冒险是极个别人在极个别情况下的追求。如果制度安排不能使得资本运行更有保障，个别优越的制度所形诸的经济强劲增长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从独裁政体走向民主政体并非一蹰而就的。奥尔森在回溯英国民主政体的形成过程时说道：“获得胜利的领导人、集团或有各种倾向的人中没有什么人足够强大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所有人或者产生一个新的独裁政体。”同引，Olson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