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价值追求在于强化民主政治，因此应该尽可能地将政府信息公之于大众，对有权申请获得政府信息的资格限制也应该尽可能放宽，即除了涉及到为隐私权法的特别范围外，所有的民众都有权利申请获得政府信息，另外，通过申请方式获得政府信息的途径应该尽可能简捷，如果涉及到收费，费用也应该尽可能低廉。不光如此，民主政治之下的法律总会给予新闻媒体以更优越的获取信息的地位，因为新闻媒体是民意的制造者，而民意在民主政治中又具有最压倒性的意义。
正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所蕴含的强化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美国的情报自由法才规定行政机关对任何人申请政府文件，不问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目的，只要文件不属于免除公开的范围，都必须提供。不光如此，在申请获得政府信息的收费上，也处处体现强化民主政治的目的。王名扬这样叙述美国情报自由法对于收费的规定：
“行政机关可以征收三种服务费用：检索费、复制费和审查文件是否可以公开和应对删除部分的服务费。这三种费用不是对一切申请人同样适用，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的收费项目。三种费用在适用上虽有不同，在计算上合收取上遵守共同的原则：只能收取直接的费用，不能收取间接的费用。……对为商业使用目的而申请文件，行政机关同时收取检索费、复制费和审查费。与商业的使用无关为科研目的而申请文件时，行政机关只收复制费，不收其他费用。新闻记者也只收复制费，不收其他两种费用。除这两项目的以外，为其他目的而申请文件时，行政机关同时征收检索费和复制费。……如果文件的公开可以促进公共利益，不是为了商业利益时，申请人可以提出减费或者免费的请求。申请人在提出减免收费的请求时，必须证明：(1)文件的公开能够促进公共利益；(2）申请人有能力对公众散布上述文件。由于这项规定，新闻记者几乎都能免费得到政府文件。”[12]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普遍民众依申请获得政府信息最多只收取检索费用和复制费用，而且事涉公共利益的还可以减免，新闻媒体则享有更优越的地位：只能征收复制费，而且由于其独特的职业特征而几乎都能免费获得政府信息。事实上，美国的情报自由法对于收费还有更多的优惠措施：
“如果行政机关收取费用所花费的代价等于或则大于申请人应缴纳的费用时，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必须免除收费。因此，行政机关对小额的费用都不征收。法律还规定，申请人要求提供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商业使用时，行政机关必须免收最初两小时的检索费和最初100页的复制费。”[13]
在资产阶级的美国《情报自由法》颁布四十多年之后，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政府公开信息设置的门槛简直让人望洋兴叹。条例第十三条规定：
“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信息。”
对美国的情报自由法而言，政府公布信息是一项普遍性的义务，我国的条例则将政府对于申请人公布信息规定为一项特殊服务：只有具备特殊需要者才有权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特殊需要的标准在哪里，条例又不置一词。无疑地，这肯定是对有义务发布政府信息的政府机关、而不是对需要获得政府信息的申请人有利。新闻媒体要求获取政府信息是否属于为着满足新闻媒体的“特殊需求”？在实质意义上应该这样理解，因为民主社会的新闻媒体的天职在于为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获取政府信息正是新闻媒体的职业需求。但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十有八九会采取相反的理解方式。这样，新闻媒体就被整个地抛弃在获取政府信息的申请人的行列之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