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刑法》为什么既肯定了用人单位自身的犯罪，又不对用人单位自身予以刑罚处罚，而只处罚其中的直接责任人员呢?据参与立法的专家解释：“由于单位犯罪的复杂性，其社会危害程度差别很大，一律适用双罚制原则，尚不能准确全面地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符合犯罪的实际情况。”[7]笔者认为，之所以对用人单位犯罪实行“代罚制”，除了“其社会危害程度差别很大”这一原因外之外，用人单位自身的情况很复杂也是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存在多种经济成分，除了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外，还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等经济成分。毋庸讳言，这些非公有制企业，有的具有法人资格，有的不具有法人资格；有的具有独立的财产，有的不具有独立的财产。然而，只要它们依法登记，取得用人单位资格，都可以成为用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用人单位犯罪实行双罚制或转嫁制，就难以执行，有损刑法的尊严和权威。因为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刑种单一，目前只能处以罚金刑，在用人单位没有独立财产的情况下，对其判处罚金，将会使刑罚的执行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我国《刑法》规定，对用人单位犯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实行代罚制，即只罚“人”(直接责任人员)，不罚“单位”。这样规定，就为所有的用人单位成为本罪的主体提供了可能，也为司法机关依法定罪处罚解除了“后顾之忧”。总之，我认为，任何单位，不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也不论是否具有独立的财产，只要依法取得用人单位资格，与劳动者之间建立了劳动关系，如果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都可以构成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
(四)从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上看，所有的用人单位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持反对观点的人，其最有力的论据是《单位犯罪的解释》。该《解释》第1条规定：“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制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可见，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单位只能是国有单位、集体单位，或者是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单位。这就将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民营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等单位，它们中有的具有法人资格，有的则不具有法人资格。在劳动法领域，只要它们经过依法登记，取得用人单位资格，就是用人单位；然而，根据《单位犯罪的解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也将不具有单位犯罪资格，不能成为单位犯罪主体，不能成为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
反对者的理由是否成立取决于《单位犯罪的解释》。对此，有人认为，该司法解释具有合法性。其理由是：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1979年通过并经1998年3月修改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也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从而使得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有了准法律的效力。但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并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司法解释的权力，而是通过“规定”的形式于1996年1月9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中根据《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精神规定：“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具有法律效力。”至此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都有了合法性来源，其法律解释是有权解释，具有法律的效力[8]。然而，笔者认为，这些规定早已被后来效力更高的法律所否定。我国《宪法》第67条第(4)项和《立法法》第42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见，《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与《宪法》、《立法法》的规定相冲突。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高位阶的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它法律文件赋予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法律解释权应属无效。另外，“在同位阶的法律中，新法优于旧法，《立法法》已于2000年7月1日生效，因此，在《立法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等同阶位的法律发生冲突时，理应适用《立法法》的规定。”[9]而《立法法》第42条第2款明确规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因此，《刑法》第二章第四节“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如果“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的《单位犯罪的解释》当属“无权解释”，自然无效。在权力机关尚未对《刑法》中的“单位”作出立法解释的情况下，只能将刑法中的“用人单位”与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视作同一概念，其内涵相同，外延一致。也就是说，劳动法中的“用人单位”均属于“单位犯罪”中的“单位”，可以作为强迫职工劳动罪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