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环境犯罪客体的界定及刑法规范的相关完善
党惠娟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前学界关于环境犯罪客体主要学说的利弊分析以及环境
刑法法益的厘定，将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为环境犯罪行为侵犯或威胁的而为
刑法所保护的生态安全法益。以此为前提，本文提出了针对现行环境刑事立法的四方面完善建议。
【关键词】环境犯罪客体;生态安全;环境
刑法的完善
【全文】
一、环境犯罪客体的纷争
（一）环境犯罪客体的相关学说
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学说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第一种学说：环境资源保护制度说。该说认为“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该类犯罪的客体应当是国家对环境资源保护的管理制度……这一制度的内容既包括国家对大气、水、土壤、海洋等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度，同时也包括对森林、草原、矿产、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制度。”[1]
第二种学说：双重客体说?。该说主张环境犯罪的客体是“
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环境犯罪所直接侵害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和为环境犯罪所间接侵害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
第三种学说：复杂客体说。持此学说的学者关于环境犯罪客体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环境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制度、公民的环境权以及与环境权有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3]
第四种学说：环境权说。目前主张该说的学者颇多，使得环境权说逐渐成为学界的流行观点。该学说的核心在于“环境权”理论，但由于环境权在我国未得到立法的认可，因而学者对它的研究只是在理论构想层面的展开，并无实定法上的依据。正因如此，目前学界的“环境权”理论体系颇为凌乱，内容也相当庞杂。如有学者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和国家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的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和国家，它的客体是包括具有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环境自然资源。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具体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具体表现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和环境处决权。由于权利与义务的不可分割性，环境权义务的一面还要求保护环境，如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和环境改善权等。”[4]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权“表现为国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权、单位和公民的财产安全权、公民的生命健康权。”[5]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的权利属性突出表现为利益性即私权属性……它既体现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反映自然的权利，是集生态性权利、经济性权利和精神性权利三位于一体的权利类型。”[6]类似的理论在学界不胜枚举，这里只是择其一二述之。
第五种观点，环境法益说。该说在台湾地区颇有影响，如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认为：“环境
刑法所保护之法益，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亦包括所谓之‘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之破坏，将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之危险或灾害，故以
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地保护个人之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7]这一学说与大陆学者所主张的环境权说甚是相似，只是对于环境犯罪客体的表述，前者以权利侵害说为出发点，后者则以法益侵害说为前提。
除上述五种主要学说外，理论界还存在“环境社会关系说”和“公共安全说”等学说，如有学者主张“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应该是环境社会关系……（即）人们在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8]也有学者主张，“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9]对于前者，多数学者认为它有着与客体学说中“社会关系说”相同的缺陷，如不符合
刑法保障法的性质；[10]以自身的政治性、阶级性和社会性淡化了犯罪客体本身的规范性和法律性，导致“犯罪客体政治功能和法律功能的混淆”[11]以及“犯罪客体内容的精神化”；[12]同时其本身的“内涵和外延过于空泛，缺乏作为构成要件所应具有的可测性和法定性，”[13]不但“不能负担起
刑法解释学和刑事司法学中对犯罪客体的解释重任，”[14]反而会导致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难以操作，加之其自身的不周延性无法涵盖所有犯罪的客体，因而许多学者均未采用环境社会关系说，笔者亦颇为赞同；而关于后者，在79
刑法实行期间，由于没有关于环境犯罪的集中规定，部分与环境有关的犯罪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置，因而公共安全说有一定的存在依据。但随着97新
刑法的颁布，公共安全说已失去其自身的存在空间，这里再无必要大费周章的展开批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