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法俘获”，描述的是某些传统私法关系转由公法调整，或公法介入某些私法问题的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公法对私法的优越地位，而是提示着公私法关系的新维度。在权利领域，公法俘获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曾谈到宪法基本权利对私法的“俘获”现象。这种俘获或者表现为“用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来约束民法秩序”，或者表现为“有待于填充内容的''主观公共权利在私法上的具体化”。 [②]本文研究的隐私权公法俘获虽然也包含这两种情形，但却更深刻地反映了公私法关系的诸多层面，而且生动地示例了公法发展的未来走向。而这一切首先体现为隐私权由一种“私性难改”的权利转变为公法权利的艰难进程。

　　一、隐私权“私权自治”的根据

　　隐私权曾被经典地表述为“一个人待着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let alone）”。在中文中，这种权利不仅是“私”的，而且还需要“隐”。具体而言，隐私权之“私”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性质之“私”

　　在私法学界，隐私权被当作具有某种绝对性的支配权。所谓“支配权，是指权利人得直接支配其标的，而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此类权利的作用，有两方面，即于积极方面可直接支配其标的物，而不须他人行为之介入；于消极方面可禁止他人妨碍其支配，而具有排他性。物权为典型的支配权，其他如准物权、知识产权、人格权及身份权亦为支配权。”[③]传统私权，如契约自由、财产权等，虽说也强调“私”，但却不能仅仅用“隐”的方式加以实现。它们都需要通过一定的显性行为和程序才能实现。相形之下，隐私权的“私”性就尤其显著了。这从其界定上可得到反映。国内隐私权专家张新宝把隐私权概括为“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④]此观点被众多人格权研究者认同。按此理解，隐私权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私事。“支配”、“决定”这些词表征着其绝对的私法性质。

　　（二）内容之“私”

　　尽管在细节上尚有分歧，但国内学界对隐私权的内容还是有基本共识的。由于将隐私权作为一种支配权，所以其内容主要强调个人自治，强调无需公共权力干涉的排他支配性。基于此，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隐私权应当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隐私隐瞒权是指权利主体对自己隐私进行隐瞒不为人所知的权利。隐私利用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个人资讯进行积极利用，以满足自己精神、物质等方面需要的权利。隐私维护权是指隐私权主体对自己隐私所享有的维护其不可侵犯性，在受到侵害时可以寻求司法保护的权利。隐私支配权是指自然人对隐私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支配。 [⑤]

　　隐私权的“隐瞒、利用、维护、支配“等权项与财产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存在明显的近似性。“隐瞒”对应所有权的“占有”权能。由于隐私权的对象在很多情况下是无形的，所以对其占有的形式主要就表现为“隐瞒”。“利用”对应所有权“使用”和“收益”两项权能。隐私权“支配”权能更是明显地转借自所有权支配权能。至于“维护”权能其实是任何权利的应有之意，本无必要单独列出。由此观之，隐私权的内容不过是财产所有权内容的人格权版本而已，毫无新意可言。从内容角度看，隐私权的内容忠实体现了传统私权的典型代表--财产权--的精神内涵，具有极强烈的私权色彩。

　　（三）保护方式之“私”

　　无救济便无权利。救济方式昭示着一种权利的特性。保护方式最能体现隐私权的私性。隐私权在保护方式上的特性体现为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