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手段的智能化，大多数职务犯罪都属于智能犯罪。随着司法机关侦察工作中技术含量的增大和打击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也日趋智能化。作为职务犯罪主体的从事公务的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智能水平，并且熟悉与其职务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法律、法规，为实施智能化犯罪行为奠定了基础。如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担任九年副省长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自动请辞,到高校当教授,并利用舆论来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结果两个月后,李达昌被双规,被绳之以法。

　　5.计划的周密性。很多的职务犯罪者，在被发现之前已经把自己贪污和受贿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甚至将自己和家人移民到国外，我们的检察和纪检工作者往往望洋兴叹。他们的计划之久，谋划之周密让我们始料不及。例如在2003年4月20日中午，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携同女儿、女婿、外孙女等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境。她带走了约两亿元人民币。在更早以前，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神秘失踪”。近年来，外逃贪官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字。人们一般使用的说法是，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这个数据来自2004年8月媒体对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的报道。也有消息说，去年5月公安部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是非常惊人的,造成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

　　二、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职务犯罪产生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封建思想的残余、人们法制观念的淡薄、对职务犯罪惩处之乏力、主要原因。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一定权力。但是，在有的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对其所掌握的权力的取得，用途却不很清楚，往往把其作为“自己的既得利益”来看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加以分析：

　　(一)封建思想残余是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在这个阶段所形成的习俗和思想根深蒂固，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有些人热衷于投机钻营，有些人当官为了发财，于是行贿受贿就再所难免。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职务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社会所能提供的财富，通过正当劳动所能获得的物质报酬，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有些人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财富，就采用不正当的手段，找人办事靠金钱铺路，替人办事就索贿受贿，导致职务犯罪。例如原抚顺特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玉颖因犯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一多半来自本单位干部调动。这家企业中层以上干部仅几十人，张玉颖3年间就调整18个关键岗位，人均“上供”2.5万元。她就是受封建权钱的思想影响,才大肆利用人事权,也就是所谓的官权来大捞一笔.可惜却捞来了终身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