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实体本体论。其最基本的特点是追求现象背后的纯粹本质，因为与“实体”世界相比，人的现实生活是不完善的，实体为现实生活提供超历史的永恒价值。法是一些固定不变的、先验或后验确定的类似实体的东西。
B.公理化倾向。它们认为法是一个合适的、精确的知识之封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个案事实都能得到满足。它总是企图寻找一种决定着全部生活的终极性实体，并从这种实体出发，来阐释现实生活的全部内容。
C.演绎方法。由于它们关注的是生活背后的实体，亦即事物的“原型”，以为从这种“原型”出发就可以推演出现实生活的一切，因此，依唯理论的自然法学说，实证的法律规范来自绝对的法伦理原则，又从实证的法律规范中推出具体的法律判决，“春秋”决狱也为其属；据逻辑-规范法律实证主义，具体的法律判决，同样是不考虑经验纯演绎地、“严守逻辑”地出自凭借立法者命令的法律（法律材料）；据经验-过程法律实证主义，习惯法虽是活法，但作为判断依据时是死法；据法学实证主义，法可从历史、概念中演绎出来。
D.规则与事实两分，不考虑实践。它们遮蔽和遗忘了现实生活，不关心应用法律中的创造性，法律人犹如复印员，判决是法的复制品。
当然，规范法律观也有其明显的优长，如自然法学说的优长是：强调法的内容正确性，价值优先，具有强烈的判断功能；法律实证主义的讲求法的形式合理性，使国家意志、政治斗争合法化，法律的边界也比较清楚；社会法学、历史法学的重视法的实际有效性，法应与生活事实配匹，应有存在的合理理由。
2.1.2事实法律观
规范本体论对规范的对象——事实的漠视，规范对事实显出的僵硬为20世纪诸多法学家看到，他们放弃寻找普遍的规范，而认为每个事实都有一个自己的规范，并从非规范角度提出种种命题。总体上看，事实法律观认为形成判断要考虑诸多非规范因素，如未包含在规范中的道德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甚至还有法官的经验、是非感、心理状态等，这些因素相对于预设的规范，是事实的存在，如谢罪坦白从宽处罚，是东亚法律文化传统，这一传统的“存在”构成了判断的实质根据，故称事实法律观。这些因素虽是事实的存在，但它们同样包含着价值判断，只是不存在于预设的规范之中，如泸州情妇遗嘱案的判决理由是，因立遗嘱人将财产赠予给与其有同居关系的人是不道德的，所以遗嘱这一法律行为因违反社会公德而无效。由于它们也追求判断的实质合理性，而实质只能是具体的，具体的又是有差异的，故又可称“差异法律观”。
必须注意的是，事实在本文中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规范的对象的事实，指实际发生的个案和规范面对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一是作为法律观的事实，指预设规范中未包含的作为实质判断根据的各种因素。事实法律观就是要用规范中未包含的各种因素，去解决规范对个案和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显出的不适应性。
以前后继起为序，属于这一派系的有：利益法学使法律面向生活，其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利益，利益本身又是法律的目的；自由法运动反对对生活的概念式切割，强调法官据直觉的自由造法；现实主义法学以为法律不外是法官的预测，而非先定的规则；批判法学说法律充满意识形态，是政治立场的反映；后现代主义法学基于社会尖锐对立的判断，完全反叛了统一的法律的立场，而眼里只有分散的碎片式的法律。还有哈特规则的含义受制于语境的语境论；维特根斯坦规则只有在使用中才可确定含义的规则使用论；德沃金的原理形成于日常实践，随生活变化，方法为解释，等等。
由于制定法的大量失效，中国学界一些人也走向非规范的考量，或作文化的解释，或褒扬民间法，结果是不约而同地一致抑贬国家法，以法渊转换是秩序形成的第一要义，它们大体都可归于这一事实法律观派系。当然，转换的原因还有西方法律话语的强势地位引起的反弹，同时西方法律话语无法对中国经验现实有全面的观照。
2.2比较与总结
规范法律观与事实法律观这两者在无论是法的价值，还是制度设计，及至司法实务等方面显出不同，为明确起见，故以图表形式分列出各自的主要倾向：[15]
虽然上列指标与特征并非十分完整与准确，清单是否够长还可讨论，关键词是否关键尚待斟酌，且也未作惯常的概念辨析，但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还是泾渭分明的。至于国别举例，只能说英国和二战前的德国更倾向规范法律观，而当代美国和二战后的德国则偏重事实法律观，这里决无意作全有全无的判断，仅是言说或多或少的程度。
上述两种方案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只是一种伴唱者。西方的两种法律观均发生在西方早已确定了法治的治理方略的背景下，事实法律观主要解决认识论上的尤其是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且又有规则怀疑及至虚无倾向。中国的伴唱主要涉及伦理上的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对立关系，部分关系到认识论上的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而当代中国还刚踏上法治之路，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既有与西方相同的，如个案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也有西方所没有的，如伦理上的对立性。而社会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与西方既相同又不同。
因此，在法律观上会出现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这样我们不仅是要沿着上述法律观的思路前行，而是更要去创立一种新的法律观，它既要能回应认识论上的也可回应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问题，既能普适于中西，又能照料中国的特殊。总之，它要超越事实与规范不可调和的两端对立的二元法律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