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理解的是，在一个人格健全的社会，不仅一般评论者有底线，被评论者有宽容，而且大多数读者听众都有鉴别金玉良言和“下三滥”的基本能力；庸俗乃至粗俗的骂街不仅不会损害被评论者的声誉，反而有损评论者自己的形象。更何况“清者自清”，被评论者完全有能力通过自由言论反击对自己的不实指责，国家并非网络空间的清道夫。因此，每日大量诸如此类的网络交流并非《侵权责任法》规制的适当对象；就像公交车上的挤压、推搡、踩踏一样，这些日常交流的是是非非与其留给法律规制，不如留给网民自我评价和约束。换言之，国家法律所保护的注定仅限于个人核心人格；只有在“人肉搜索”等网络行为确实给当事人造成了其预期之外的人身、财产、精神等实质伤害，才构成“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
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和普通人不同的是，政府官员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他们的所作所为理当符合社会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因而一旦成为公职人员即意味着自动放弃诸多隐私保护。换言之，《侵权责任法》第36条所保护的“他人”只包括普通身份的私人公民，政府官员等公众人物应被排除在外，至少其“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应远低于一介平民。为了保证“执政为民”、控制公权滥用，官员的隐私权必须为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让路。因此，对于官员等公众人物来说，“人肉搜索”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官员个人信息本来就是要向社会公开的；如果关于官员财产等本该公开的信息却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公开，而网民有能力将这些信息调查清楚并公布于众，那不仅不是“侵犯隐私”，而且是对中国民主和法治立了一件大功。
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6条在适用过程中必须谨慎区分“干部”和“群众”，否则就会违反宪法第35条保障的公民针对官员的言论自由。这首先意味着公民有评价政府官员的绝对自由，无论如何尖刻的批评都是宪法第35条保护的正当表达，因而都不可能构成对官员“民事权益”的侵害，任何对主观评价的限制或惩罚都必然是违宪的。其次，即便事实有出入也一般不能被定性为侵权“诽谤”。试想如果网民爆料江宁贪官周久耕抽的“天价烟”是1500元一条，但实际上是1400元一条，周久耕能否诉网民或网络服务商“诽谤”并索要赔偿呢？假如这样，就没有人敢对他进行“人肉搜索”了，因为谁都不能保证挖掘出来的信息是100%准确的，即便准确也难以在法庭上举证。伴随着网络言论自由的消失，大小周久耕们就可以倚靠《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而招摇过市、逍遥法外了。这难道不是对国家法律的最大讽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