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这个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无所不在。更不用说执政党的基础就是来自工农。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提出的“以人为本”，不妨看作这个政治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和表现。
最后关于权力的合法性，东西方也相当不同。中国并不重视权力是如何产生的，衡量的标准是执政的有效性。象唐朝的李世民、明朝的朱棣以及东汉末年的王莽。这三个人的权力来源都不具合法性，但由于李世民和朱棣创造了中国盛世，所以得到历史认可和景仰。而王莽则由于新政失败，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在二十世纪下半页的崛起被视为当代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更根本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而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而且从大历史的角度讲，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
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可以归功于对内市场导向的改革和对外的全面开放，同时抓住全球产业大转移和全球化的历史性机遇。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在符合国情基础之上进行的不断演变和调整，是中国传统文化理性实用主义的再现。这应该是北京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虽然重新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不容否认却也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为复杂、内部矛盾最多、制度建设最为欠缺的大国。整体上仍然属于全球公共物品的搭车者而非提供者。这都是中国进一步崛起的挑战和目标。
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社会的公平正义缺乏。
贫富差距有如下几个角度。第一，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0.40。但放到全球看，超过警戒线的并不只是中国，也包括最发达的美国。中国香港甚至达到0.5。第二，中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城市和农村并不高，但城乡综合就高了。第三中国全局性的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和东西部。但人类历史的经验证明，消除城乡差别唯一的办法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三十年来是全球的两倍，农村人口迅速减少。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缩小，因为农村人口在减少。再过二十年，当农村人口降到20到10%之时，中国整体上悬殊过大的贫富差距就可降到社会可接受的程度。至于东西部差距，则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如果不实行非常规政策，很难解决。比如美国允许拉斯维加斯开赌场。第四，中国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要超过其它文化的国家。这和中国传统的均贫富观念有关。因此，对贫富差距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不能仅仅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