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层面看，西方各国无不负债累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被认为正在步希腊的后尘。欧盟的发动机法国和德国也一样负债累累。仍然勉强维持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公债占GDP的比重以超过200%。而西方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借债还债。欧盟在美国的支持下(G7先达成共识)，推出了高达7500亿欧元相当于1万亿美元的救助机制。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以政府间协议的形式提供,600亿欧元将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提供2500亿欧元。然而对于欧盟这种“把整个老本都押上”的做法(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引起了强烈的质疑：以债还债能解决问题吗?
有许多人认为民主化可以制约政府开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但看看无不负债累累的西方各国政府，真不知该做何感想?
谈完西方，我们再看中国。首先就是从什么角度和立场来看的问题。我非常赞同目前在海外的两位学者的看法。一位是文学理论家刘再复。他认为今日中国是184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另一位是哲学家李泽厚。他认为看中国一定要看宏观，如果看微观，哪就永远只是问题。我结合自己在法国的体验，再补充一条：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因此不能用西方已经发展完善了几百年的标准来衡量和理解中国。
关于中国有三点。一是中国的政治、社会传统。二是中国的成就。三是中国的问题。
西方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将中国视为一党专政国家。其实，政党、一党、多党都是西方的话语体系，并不适合中国。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就认为“中国的君主制度不是独裁。集权不等于独裁”。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提出同样的观点：从先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政治，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天命观”和“家国一体”。在中国没有“君权神授”一说，更没有法国路易十四“朕即天下”的绝对皇权。在中国，皇帝是代表上天来治理国家，如果失职就失去合法性，就要被推翻。因此，在实践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所有官员都可以对皇帝提出建议和异议。出了问题皇帝要承担责任，下“罪已诏”。“这种不称职就要被更替”的政治共识，如果套用西方的话语体系，不妨看作是中国的民主观。“家国一体”则皇帝是一家之父的象征(还有国母一词、一职)，与百姓一家。皇帝有责任和义务为百姓谋福利，从百姓的角度讲，也有孝顺的义务。这和西方利益博弈、权力限制的政治范式完全不同。所以说，中国没有阶级，没有贵族，政权是代表整个国家。这就是中国传承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面对这种制度，也难怪伏尔泰如此感叹：“人类肯定想象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