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等底层群体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
主要表现在：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第三，这种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融入的能力。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核心组织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当核心组织层发展到足以自组织的规模时，处于强势核心层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而且，这种排斥性组织具有单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组织层与外层群体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单边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换。这就使这种排斥性体制能够获得维持其生长的资源，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的崩溃。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等底层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会风险
今天看来，上述对于排斥性体制的分析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显示出其价值。虽然改革又走过了十多年时间，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的危害，也在采取各种措施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比如针对“三农问题”，国家采取了免除农业税、给农民发放各种补贴、提高农民工的待遇。
但是，这种精英与底层二元分割的排斥性体制并没有被破除，反而有不断模化和固化的趋势，底层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改善速度远远小于其被边缘化的速度。
这些年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且差距水平越来越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底层民众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底层民众的权利经常遭受权力和资本拥有者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就难免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当前社会上蔓延的“仇官”、“仇富”等不满情绪，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社会泄愤事件就是明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上面提到的日益模化和固化的排斥性体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