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公司法》未明文规定股权变动形式要件，笔者认为此处构成法律漏洞，应该结合股权变动的制度要求进行补充，而不应对《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做反对解释。与对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一样，股权变动模式之选择主要是一个立法政策问题，考虑的重点应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程度以及制度体系上的连贯性与逻辑的一致性等，上述两种主义并无是非之别，仅有优劣之分。如果我们认可股权变动债权形式主义优于意思主义的结论，则最优的方案应是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次优的方案是尽可能从解释论上分析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例如将股权解释为动产参照《物权法》适用，而不是轻易将其解释为意思主义，从而带来更多的问题。
三、在债权形式主义下股权变动模式的具体设计
笔者更倾向于在《公司法》上明文规定股权变动的形式要件，因为股权作为无形财产权，毕竟不同于动产，其公示方法有许多特殊之处。例如股权转让过程中，除交付股权证书外，还可能会有背书、股东名册登记、工商登记等不同的公示方式，这里又有一个法律选择的问题。本文主张针对“无形财产权有形化”的发展不同阶段进行区别，对股权变动的外观标志进行类型化的规定。
现代民商法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无形财产权的有形化。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产权、股权等无形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由于无形财产权并无实体形态，发生权利变动时，利害关系人常无从得知，这对交易安全显然不利，因此无形财产开始出现有形化的趋势。无形财产有形化的第一阶段是“证书化”阶段，因为对无形财产权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公示方法就是通过颁发或变更权利证书来实现。对已经证书化的无形财产，其权利的归属、内容、负担、期限等都能在权利证书上体现出来。而且发证机构对一份权利原则上也只发放一份权利证书，权利证书成了该权利唯一公示于外的凭证。当然，对于需要登记转让的无形财产权，相关机构的登记簿也是彰显权利的重要标志。这样，权利的变动便可以通过对权利证书的拟制交付或在相应的机构登记来实现，即权利出让或设质通过交付权属证书[8]或登记[9]即可产生公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