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民商法制度层面，就整个财产权权利变动模式的设计而言，将股权变动模式解释为债权形式主义的优势则更加明显。因为无记名股权、上市公司股权的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已成定论，从体系上应尽量避免人为割裂大同小异的各类型股权的变动模式。虽然《物权法》对记名股权质押采工商登记主义并非最优选择，但也不至于要到放弃债权形式主义而转采意思主义的地步。对股权变动统一采债权形式主义，仅针对不同类型股权的特点分别设计权利变动的外观标志，在逻辑上会更加顺畅，体系上也更具美感。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意思主义对绝对权与相对权区分带来的麻烦，也不考虑整个股权体系权利变动的体系美，仅考虑操作实践层面，意思主义还是会有不小的问题。因为如果股权随债权意思而变动，那么交付、背书、登记都可能成为对抗要件，在一股多卖情形下，三种公示方式分别对不同人采用，对于何种公示方式的对抗效力更强的问题，法官在解释时必然颇费思量。相反，若采债权形式主义，以法律条文明确股权变动的公示要件，自然可以避免以上麻烦。
综上可见，对股权变动模式采债权形式主义明显优于意思主义。但以上分析都是从效用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更优，并没有正面回应意思主义提出的两点论据。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释《公司法》第33条第3款对登记对抗主义的明文规定；二是如何解释《公司法》不明文规定股权变动形式要件的做法。
对此，笔者认为，这里有必要区分股权变动的对抗效力与股权变动对公司的对抗效力。前者是指股权在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变动是否可以对抗第三人，主要是一个民法上的问题。后者是指受让人可否依股权变动对抗公司对股东资格的认定，是一个组织法上的问题。由于股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既有类似于物权的处分权，又有类似于债权的请求权，还有作为公司出资人的身份权。公司股东名册登记主要是针对身份权，即公司是否承认受让人为公司股东，其影响的是后一种对抗效力。由于股权证书的非设权性，导致其不具文义性，公司发放股利或接受股东行权时，并不能依据股权证书本身来确认股东资格，还要考察其它因素。[5]由于股东资格的确认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公司每次召集股东开会或发放股利都去分别确认股东资格十分不便。对公司而言，最简单有效的方案便是依股东名册登记来确定股东范围。从经济学上分析，让公司通过调查确认股东资格比公司仅凭股东名册确认股东范围来促使股权受让人主动办理登记过户效率要低得多。于是便产生了股权变动“不登记，不能对抗公司”的立法。[6]我国《公司法》第33条第3款规定“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其实是对股权变动两种不同意义的对抗效力的误解，因为无论根据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还是我国公司法权威专家对公司股东名册登记对抗效力的理解[7]，都是不登记则不能对抗公司而不是不登记则不能对抗第三人。《公司法》第33条第3款的规定，其实是对国外立法的误读，应进行目的性限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