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一矛盾的原因很多，既有《物权法》与《公司法》起草者不同，立法思想亦有不同的原因，也有理论研究尚不够深入的背景。目前当务之急是对股权变动在我国的应然模式做深入研究，以做出取舍。如果不采登记要件主义，则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既然工商登记不能引发股权变动，那么股权变动究竟由何引起？除当事人合意以外，还需不需要某种形式？如果需要，应当以什么形式作为权利变动要件，股权凭证交付、背书，还是股东名册登记？
由于无记名股与上市公司股权变动模式在《公司法》与《物权法》上已取得一致，而且也较为合理，本文不做进一步讨论。
二、对股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的根本理由
笔者认为，单就解决股权变动中交易安全保护的问题，意思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都能够办到。唯债权形式主义解决问题更为直接，而意思主义则需要借助系统的股权善意取得制度进行配套。在此债权形式主义虽有优势，但似乎并没有到非此即彼的地步。《公司法》第140条的规定解释为效力性规定与取缔性规定亦均无不可。本文主张股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的根本理由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意思主义以牺牲绝对权的优先性为代价换取交易安全，会给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区分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无特别理由，应尽量避免采用。海因·克茨指出，所有的绝对权必须公示，使得每个社会成员（在民事活动中）考虑到这些权利关系，避免侵害他人权利。[2]即使配合登记对抗效力以弥补意思主义的缺陷，由于登记对抗主义本身也矛盾重重，也应尽量避免采用。事实上，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以债权形式主义为原则，仅对交通工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等极少数例外情形适用登记对抗主义，而其中都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例如交通工具不采登记生效主义，是因为民法学界认为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本身具有动产的属性，其物权变动并不是在登记时发生效力，所有权转移一般在交付时发生效力。[3]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地役权，我国采登记对抗主义，主要是基于“适应国情”、“提高效率”、“降低登记成本”等考虑[4]，本文在此不赘述。股权变动显然不存在上述特殊背景，而且理论上也更倾向于将股权视为动产，所以不宜轻易将其权利变动模式解释为意思主义或登记对抗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