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则较为复杂，笔者称其为内容原因。应该看到，就政策、习惯和判例的实际内容而言，判例和习惯更符合制定法意义上法治话语的价值判断。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虽然人们在“法治”的基本目标上可以达成共识，然而对其内涵的把握却是不确定的，[27]在与法律实践接触中，“法治”的基本目标往往会被“转译”为不同的价值话语，在这些价值话语中，有些价值内容获得突出强调，有些则可能被弱化甚至抹平。而笔者认为，就中国的近三十年来的法律实践来看，追求法律的“保守性”实际构成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法治话语的突出内容。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与中国改革进程在时间上是同一的，在内容上则是相互渗透的甚至是同构的。[28]在这样的过程中，改革一方面为“法治”创造了物质和精神条件，而另一方面，其“不断突破”的特性又使其与“法治”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在这其中，无论是制定法的频繁修改还是所谓“良性违宪”[29]都对都“法治”理想造成了直接冲击。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改革”话语的合法性实际高于“法治”话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法治”话语看作是“改革”的副产品），这就使得“法治”话语必须与“改革”话语保持一致，必须容忍“制定法”的频繁修改，必须容忍一定情况下的“不守法”，否则“刚性的法律制度在缤纷多彩的社会纠纷面前显得过于冷酷和无情”，[30]而“法治”话语也将因此无法得到坚守。正是为了化解上述尴尬，中国法理学需要在“法治”的框架内寻求有效的解释和应对：一方面，法理学必须坚持“法治”要为改革“保驾护航”的这一基本观点，而另一方面，法理学则需要从 “制定法”以外寻求资源来维护法治的基本价值（但不能冲击制定法的正统地位），实现时间维度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达成法律的“保守性”要求。显然，政策不能满足法律“保守性”要求。毕竟，“易变性”恰恰是政策的基本属性，“由于政策是少数领导人制定的，它可以根据新的情况和变化迅速改变。所以，中国人的心目中常常有政策多变的感觉”。[31]然而习惯和判例却可以完成满足这样的要求，或者说，习惯和判例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使时间维度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可能。首先，就习惯而言，习惯是指“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较长时间的驻存”，[32]其本身就包含对过往尊重的内涵，因此习惯天然具有“保守”倾向，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习惯法”概念更是使习惯在形式上满足了“法律”的要求，成为中国法律实践中不可或缺的法律渊源。而就判例而言，其立足点就在于“遵循先例”，在实行判例制度的普通法系国家中，判例往往意味着“只要通过适用有约束力的先例中已确立的规则”“而不必在适用什么社会命题（除非规则本身明确要求适用社会命题”，[33]正因为如此，关注判例，抬升判例在法的渊源中的地位，形成所谓“判例法”成为法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四、“去政策化”之后果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基本上理解了“政策”在当下法理学研究中的境遇，也理解了其被边缘化的原因。即，就总体而言，在制定法意义上的法治话语中，“政策”主要被理解为一个贬义词，“政策”的存在对于中国法律实践和法治化进程总体评价是消极的，对于中国法学学科的独立也是不利的，因此，在完成了“政策”的批判后，当下中国的法理学对政策已无研究（或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中国的法理学需要关注的是“制定法”、是“习惯”和“判例”，而在另一方面，制定法意义上的法治话语也需要“制定法”、“习惯”和“判例”来维护。然而，越是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越感到将政策排除在中国的法理学研究范畴之外（或者弱化对其的研究）是值得商榷，这其中至少包含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