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据称，垃圾短信判断有二，一是内容垃圾，二是流量过大、过频。前者的判断依靠“敏感字符”，后者则依靠“群发数量”或“短时流量”。两个判断都有问题，前者所谓的“敏感字符”在服务商那里是完全保密；后者则不加区分，凡是群发、大流量、高频率一概封杀。显然，这都是很容易侵犯客户权利的手段。从而导致真正的垃圾短信满天飞，但祝福短信却“一发就关”。 那么，垃圾短信治理中如何做到规范性和法治化？

　　第八，服务商的利益迷信、权力迷信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怠慢。垃圾短信每天都有，尤其是商业广告类，我几乎每天都收到这样的垃圾短信，自移动关停我手机短信发送功能闹成纠纷以来，我每天保存垃圾短信发送者通过移动发给我的垃圾短信，对我生活构成极大骚扰，但为什么这么“严厉”的管理依然不能有效减少垃圾短信？而普通百姓的节日祝福短信却屡遭锁闭呢？应该说，这是利益迷信问题。而政府一声令下“治理垃圾短信”，服务商则马不停蹄，制定一些内部规则（“龟腚”），淡漠客户权利。此时，真正的“上帝”不是客户，而是政府。显然，这又是典型的权力迷信。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⑨我们的行动法治：告，告，告，Ale， Ale， Ale

　　垃圾短信害人，影响百姓生活，政府出手整治，作为市民、百姓，双手赞成。可是，垃圾短信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单纯的流量怎么能成为“垃圾”的识别标准呢？况且，第一，作为普通百姓的节日祝福短信，群发即要立刻关停，但作为商业广告短信他们似乎置之不理，人们每天都会收到一堆真正的“垃圾短信”。第二，即便“流量”可以成为判断“垃圾短信”的标准，那么，在关停之前应该履行通知义务（这是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的“附随义务”），或者事后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尤其在消费者请求知悉权时，作为经营者的中国移动更义务履行“真实、明确答复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第2款）。但中国移动只一心服从政府指令，对自己的上述法定义务却置若罔闻、熟视无睹。第三，就我个人的关停经历来看，我查询了10086，发现除了一次小时内流量过大之外，其余都是几条、十几条，根本算不上所谓“流量过大”。

　　我观察下来，中国移动在此后的时间里很可能还会继续侵权。我将围绕作为公民宪法权的“通信自由”以及公民私权利的“知情权”、围绕作为公民宪法权的“通信秘密”以及公民私权利的“隐私权”继续走我的维权之路。没准以后还要陆续出现其他违约和侵权行为。

　　我特别想强调，两会期间，最高法院一位副院长和网民公开在线交流时，明确主张：“普通老百姓能不打官司尽量不要打官司，更加不要敢于打官司”，我的主张和这位副院长恰恰相反，我是能打官司尽量去打官司，且敢于打官司。作为一名中国的大学的法学院的人民教师，作为一名时代的社会的年轻的法律学者，我以为，学法、习法、教法、传法这么多年，在面对公权力不规范、私权利有侵犯的种种现象时，有义务站起来、跳起来、吆喝起来，作出力所能及的呐喊。真正在维权行动中形成“娱乐性司法、司法性科研、科研性诉讼、诉讼性监督、监督性娱乐”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