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大概情况。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当然会涌现出“品牌”。例如，顾恺之的绘画可能就会卖更好的价钱，由此，模仿者必然众多。但是，真正的顾恺之画的消费者是不会屑于购买仿品的，因此，模仿并不能造成原作者的经济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损失，相反，在那个时代，反倒会导致更大范围的传播。就像现在真的要购买“LV”的人绝不会去地摊上买“LV”一样，由于其市场定位问题，仿冒的“LV”不仅没有造成“LV”的市场份额的损失，反倒传播了“LV”品牌（当然，也会造成一些无形的损失，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而只有工业化的、规模化的产品才会在面临同样情况时形成实际损失。在彼时，知识的产权化并不重要。

　　但情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得不同。有人认为，中欧发展方向和水平的分界事实上是从古腾堡发明印刷机开始的：从那时起（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明朝初年），在知识传播上，中国开始处于劣势，因为中国还在使用效率低下的雕版印刷（尽管我们有活字技术，但没有活字印刷机）。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知识生产过程中，知识传播的主流价值地位逐步让位于知识创新。原因在于，此后，任何人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都能够掌握现存的知识，那么，你传播知识还有多大价值呢？这当然也带来学术传统的转变：从此，西方迈上了创新之路，而当时的中国，则仍然在知识传播和知识创造之间徘徊，难以迈上创新的台阶。如今，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知识的存储和传播已经变成几乎无成本的活动。因此，社会对知识生产的需要逐步从传播和保存变为创造和更新。由于全部知识的数字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一个人如果从某个古旧的书籍里找到某个知识片段，已经不再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那种想靠获得一本“武林秘籍”在“江湖”上混饭吃、靠寻章摘句的本领获得知识领袖地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个人只要轻点鼠标，多么古旧的知识，多么偏远地方所产生的信息都会一目了然。因此，除了“地方性知识”以及“当地知识”以及私密性知识（例如，家族故事，生活感悟）之外，发掘和传承知识已经无法在社会分工中获得足够的尊重（这也是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兴起的原因，也是网上各种“攻略”方兴未艾的原因）。很简单：人脑干不过电脑，那么，人脑的价值又在哪里？当然只能是创新。

　　在学术传统上，这种技术的进步就迫使学者们更加重视创造：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厌倦了经典，经典随处可见；人们也厌倦了经典的解说，因为每个人都已经不再是文盲，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说。这种知识生态事实上造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极端不适应。在中国，首先就表现为孔乙己们被历史所抛弃：你会所有的“回”字的写法，但却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任何人只要拿起《说文解字》都会找到更多的写法。虽然近来所谓的“国学”大有“复兴”之势，但实际上，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社会已经不能靠古旧的知识来前行了，虽然古旧的文物还会继续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