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由于对知识传播的需求大过对知识创新的需求社会现实，知识的传播者的创新甚至只能假传播经典之名来在经典中“夹带”自己的“私货”。窜乱古书，甚至冒名制作假书、伪书也并不稀罕。因为只有假经典之名，你的创新、创作才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文化形式上，就表现为顾颉刚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本来之前的经典是没有的，但却被层层附加，最终形成的是以经典为干、附加大量寄生知识（姑且这样说）的知识体系。知识群体的价值不体现在对知识的创新上，而体现在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上。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中古时期确定的八股文式的选拔方式。创新并不值得尊重，甚至可能带来学术上的贬低评价：因为你不懂得经典，或者不符合经典。当然，也可能带来政治上的杀身之祸：因为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典之上的。事实上，无论是西方的《圣经》，还是东方的“四书”、“五经”，无不经过皇帝们的审定，而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可以说，经学博士们是当时知识界的主体。而创新者的下场却往往不免让人担心。

　　中国早在汉代和隋唐就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术，文化传播上具有技术上的优势，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古代学术和文艺的繁荣一直处于比较领先的位置。同样，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知识传播上的技术优势，中国文化才成为几大古代文明中，尽管也有不少知识遗失（例如，越王勾践剑的制作方法，秦时兵器的镀铬方法）、但却是唯一没有出现断裂、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有伟大创造，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很早就解决了知识传播的技术问题有关。相比之下，无论是使用泥板，还是使用羊皮乃至使用纸草，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传承问题。由此，古腾堡（约1400-1468）之前的西方乃至中东以及中南美洲，都无法实现知识创造上的飞跃。

　　在那个时代，引经据典而不刻意标明材料来源被视为当然的正当行为，当然，标注为“孔子曰”也是典型格式之一，但更多是“古人云”。问题在于，知识分子你所传播的要是真正的经典或者对经典的解说，其他的并不重要。所谓创造，不过是古诗新解或者古语新证。即便是文学艺术这个最富有创造性的领域，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发育后，其总体形式大体都是统一的，无论是七言还是五言还是十四行诗，你都必须按照古人确定的平仄来写。固然，“推敲”十分重要，也不过是把能够用上的字“推”来“敲”去，看选择哪个更好而已。像李白那样能够写出奇绝瑰丽诗句的人，并不多见。大多不过是平庸之作。乾隆皇帝一生能写数万首诗就是明证：只要你经过一定的训练，没有写不出来看起来还差不多的五言、七言的。所谓“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是也。模仿或者叫创作性的模仿才是创作的真谛。波斯纳在《论剽窃》一书中把莎士比亚（1564-1616）的创作作为例证，证明了莎士比亚是一位多么富有创造性的模仿者（而且从未标明自己所引用的构思和情节）。可以说，东西方在彼时，在知识传承和创作上，也是相通的。现在我们很多有关话语都表明了在彼时知识传播的规律：“传经送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等等。尽管也有人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过程来说，这些人并非主流。令中华民族最自豪的、最富有创造性的唐代以诗歌着称，但唐诗何止万首，选精彩者结集也不过三百，也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