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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强化环保方面的政策引导。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主要环保政策是强制性有偿分配环境使用权和对环境使用权的行驶进行强制限制，如排污超标收费且征收排污费的主体仅限于排污企业。因此，青海、西藏两省区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实施的一系列制度规范，如《青海省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等[7]，主要贯彻了建设与保护并重的方针，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保护优先、综合治理的原则，完善生态建设项目监管体系，强化了指令性“点源”和“集中”控制方式为主的强制性保护措施，从政策措施上保证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
四是文化建设中不断提高公民环境法律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就维护生态公平正义来说，培育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利意识，尤其是生态公平正义理念，是我们必须去认真思考和强调的重要内容。青海、西藏两省区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以先进文化建设为目标，加大了各地环境资源法律、法规知识的普及宣传学习，促进环境资源等相关规范性制度的修订与完善，增强公民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的权利。同时，青藏两省区在向社会提供投资、旅游等优惠、鼓励政策时，提出了树立生态优先原则、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从而使周围宜林（草）荒山、荒坡初步得到治理，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风沙危害明显减少，生态环境开始有了一定的改善。
二、生态公平理念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
生态公平，在这里主要是指人际、代际公平和人与自然的公平。而探讨生态问题，主要目的是挖掘导致生态危机的历史演进、思想文化及制度保障根源，揭示人类的科技、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并对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进行反思，从而理清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通过思考生态问题，突出环境正义，关注现实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与冲突。
1、生态公平理念的历史演进
以实现生态公平为理想的生态建设，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圣经》中既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控制自然观，又有善待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8]。在伊斯兰教中有“人主合一”的思想。传统中国道教、佛教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东方文明中的“知足常乐”的智慧境界，更是与当前的生态主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善待自然的主张乃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是合拍的。而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源于古代中国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思想的[9]。
从生态公平的历史演进分析，人类生态治理与制度选择行为已经从17至19世纪的义务为本位法制时代、20世纪的个体权利为本位法治时代到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即当代人和下一代权利并重兼顾的法治时代的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接追溯到人类陈旧的价值理念、行为模式、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方面的缺陷。而生态中心主义的启示是把人类应尽可能避免生态系统的毁坏和物种的灭绝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揭露出“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10]。”其实，世界工业化进程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时已达到顶峰，同时人口剧增、能源消耗、大气污染、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遭破坏，使人类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而1972年、1992年的世界环发大会曾就提出了人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之路，必须走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此人类与生态、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成为后工业时代的主题[11]。因此，“不同的时期，应当对环境的价值予以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所以，从环境的价值变化来看，在人类活动不断增强的今天，有必要按照新的价值观来重新对环境予以设计[12]。”新型的可持续发展观，它承认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的内在价值；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代内、代际公平，因为人类贫富对立所显示出的不公正、不正义、不平等而导致生态环境危机是其深层次根源；所以全社会都应承担共同的环境责任，其中发达国家或者富裕者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当代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或者富裕者更多的占有和消耗了生态环境资源而造成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思想领域必然冲击人类中心论，同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引起环境法治的思想基础的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以环境道德、生态伦理为代表的新的伦理观念意识的形成；以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为代表的新的环境法治观念的形成；以环境文化、绿色文化为代表的新的文化意识的形成；以生态革命、绿色产品为代表的生态农业观的形成；清洁生产、环境无害技术、社会环境形象为代表的新的企业环境观的形成；以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预防污染为代表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形成；以可持续生存、可持续生产、可持续生活、可持续消费观念为代表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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