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人”视角探悉环境权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环境权的内涵中不应该包括人的“经济性”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
许多环境法学家将环境权首先归结为“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但在笔者看来，虽然生态人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同利益，但由于追求个人利益的属性已经为经济人所涵盖。因此，与其说生态人所追求的是“共同利益”，不如说是对人逐利过程的一种制约和反思。也就是说，生态人正视人的逐利本性却并不需要将其覆盖，超出生存需要的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经济人”而非“生态人”的追求——周训芳先生对此显然有深刻的认识。他将“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开发权”与其他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相剥离，认为后者更多属于民法上的物权，或属于经济法上的经济权利（如国有资产管理权、经营管理权、自主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等），甚至可能是行政法上的国家权力，而只有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才是环境权[13]。在笔者看来，周训芳先生将经济性权利逐出环境权内涵的作法，无疑蕴涵了环境权理论的一大进步。
第二，环境权甚至不应该包括人“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
虽然周训芳先生的主张是环境权理论的一大进步，但其理论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在笔者看来，周先生所主张的 “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不需要转化为环境权的一项子权利。
首先，从环境法的性质来看，该项权利作为一种“人”权，不应该包括环境法的权利体系中。环境法是一种种际法，应该从生态的整体框架来确立物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而从生态整体系统的角度去看，其所关心的更多是系统的稳定，而非个体的生存。也就是说，环境法作为物种间的“
宪法”，应致力于强势物种（即“人”）权力的限制和弱势物种的权利的推进，而周先生所主张的“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属于人权，不应该纳入环境权范畴。
其次，在一般情况下，“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实际上是生存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不需要再行明示。生存是生物的首要法则，生命应该是最值得珍视的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是人的一项天赋权利，因为人作为生物圈中的一个物种，必然要成为食物链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此时“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已经构成了“生存权”的物质基础，从而使得该权利成为生存权的一个构成部分，不需要再进行明示。
再次，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当人行使这项“权利”会造成其他物种的灭绝时，该“权利”属于法外空间，法律对其应该保留评价。比如，当一个人饥肠辘辘、不猎食某种濒危物种可能就会死亡的时候，周先生所主张的“基于生存需要的环境资源开发权”实际上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的该项“权利”就有如老虎吃掉动物的“权利”一样，是一种本能的生存需要。否认这条法则，意味着自然的道德主体地位比人类更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