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出现您所观察到的情况，是不是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政策出现了问题或偏差？
张千帆：可以这样说。因为，虽然教育部对各大高校的招生总量、地区分布、招生程序等事项都规定了指导性原则，但是就目前的现状来看，教育部显然没有对保证各地区考生的平等权利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尤其是下放命题权，本质上取消了统一的衡量与录取标准，直接助长各大高校随意划拨地方名额，增加了大学录取的不平等和任意性。为了保护各地考生的平等权利和重要的国家利益，教育部有必要收回命题权，并有义务通过有效措施使各大高校对各地考生的受教育权利给予平等尊重。
防止纠偏行动“好心办了坏事”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身处高校的众多学者来讲，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应该很清楚，他们应该成为呼吁高考招生制度公平的重要力量，据您的观察，现实情况怎么样？
张千帆：其实不然。面对昭然若揭的高等教育歧视，众多学者似乎熟视无睹，以致集体失语了。虽然几乎每年“两会”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提倡高考制度改革，但是坐镇各大高校的学者却似乎普遍对本校的地域歧视听之任之、不闻不问，有的甚至通过混淆视听等方式为现行招生制度弊端辩护。一个常见的主张是大学招生不能实现平等，否则如何照顾边远贫困地区的考生？其实，这种主张如果不是出于无知，就是故意混淆视听，因为它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地方保护主义和纠偏行动这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措施混为一谈。
记者：其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的高考招生纠偏政策也有可能被一些人利用，“高考移民”便是最好佐证，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张千帆：由于各地高等教育资源极其不均衡，招生地方保护主义必然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因而尤其需要通过特殊政策进行“纠偏”。因此，虽然各地考生原则上应一律平等录取，但是包括西藏、新疆、宁夏、甘肃、青海、云南、贵州、广西、海南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边远地区则可受到适当照顾。在这个意义上，“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也要防止这样的纠偏行动好心办了坏事，导致“高考移民”，出现这样的情况，无非是因为地区标准的过分简单。如果招生纠偏政策不是简单地以户籍为标准，而是将优惠政策直接给予那些真正需要照顾的考生，“高考移民”出现的几率就不大了，因为移民家庭一般都具有相当优裕甚至可以说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多不符合特殊标准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