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由于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无价性”的特点，不能单纯地作或“大”或“小”的划分，因此，“在某些场合下，根本无法判断出哪种污染是重大的，这些情形的出现，往往由于‘重大’的限定使惩处变的不可能。”[8]

　　2、该罪的“结果”不确定。针对该罪“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2006年7月26日和7月28日，我国最高检和最高院相继出台的《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和《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其有所规定。然而，对于人身和财产的“严重后果”，两个规定的标准却存在着不一致，这给实际的犯罪认定增加了困难。

　　3、该罪结果具有潜伏性，不宜以“结果”来定罪。环境犯罪的危害结果具有潜伏性和长期性，增加了该罪的取证难度。而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这就为犯罪分子利用诉讼时效规避责任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不利于打击和惩治犯罪，起不到应有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4、该罪的危害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以“结果”定罪不利于犯罪预防。众所周知，环境污染和破坏一般都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我们的环保政策也是以预防为主。因此，对环境犯罪的处理和整治也是贵在及时。如果单纯地等到危害结果出现以后才来进行定罪和量刑，不但有违于犯罪预防，也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该罪“结果犯”的规定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如果单以“结果”定罪，不但给现实的认定和考量增加了重重困难，而且还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行和逃避法律提供了方便，不利于犯罪预防和环境保护。

　　据此，笔者斗胆建议，不妨以“行为犯”来代替“结果犯”对该罪进行认定和处罚。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了“重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就满足了该罪的构成要件。而造成了“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则作为该罪的加重处罚情节予以考虑。这样不但可以及时打击环境犯罪和处理环境污染，而且也能起到对犯罪分子的警示和威慑作用，有利于环境犯罪的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