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的特殊阶段。人在生理趋向成熟、心理准备成熟之时，最渴望确证自我的存在和自我的价值，自尊心强化的同时是对人生理想的探寻。这时期需要成熟人士的善良而恰当的引导，最忌讳自以为是者的强制和责罚。正是在这方面的处理不当，许多家长成了儿女心目中的专制者，许多儿女成了家长心目中的叛逆者。家庭和社会在许多方面是同构的，从社会角度看，社会的领导管理者不能对青少年普遍地施以善良而恰当的引导，反而做不适当的强制和责罚，只能在青少年心目中树立起社会领导管理者的专制者形象，而社会领导管理者又会感觉青少年普遍地具有叛逆性。

　　一个普遍而有趣的社会现实是，一般青少年的所谓叛逆并非真正的叛逆，往往仅有叛逆之形貌，并无叛逆之实质。这其中的关键是一般的青少年缺乏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生理心理的独立要求促使青少年违悖父辈的管教，但何为理想往往缺乏自主的内容。所以，一般的青少年为寻求违悖父辈管教的心理依据，往往取他人的理想以做自己的理想。所以，青少年一方面具有易于叛逆的特性，另一面又具有易于信仰的特性。出于企求独立的天性，一般的青少年取他人之理想为自己的理想时，往往会舍其近而取其远：悖逆直接的领导管理者的同时，是尊崇和信仰非领导管理的有威望者；或取古人理论以抵制今人教导，或取他国主义而抵制本国制度，或取君王旨意而抵制官长督责，或取祖宗训诫而抵制父母教导，……

　　颇有点相似的是，许多领导管理者只是貌似专制而非真正的专制者，因为他们实际上缺乏自己的理想，只是坚持贯彻其上级领导管理者的旨意而压制被领导管理者，因此实际上只是其上级领导管理者专制的工具。另一方面，专制者也可能使用取远制近的手段以实行其专制，或夸赞他人子女以裁制自己子女，或借鉴他国政制而控制治下民众，或以保护孙辈对子辈的叛逆而裁制子辈对自己的叛逆。例如，曹雪芹的笔下的贾宝玉依仗贾母的庇护抵御其父贾政的裁制，贾母则以保护孙子宝玉而裁制其子贾政（《红楼梦》）。1960年代，毛泽东号召青少年（红卫兵）造反，实际上是以青少年对官员们的叛逆来对付官员们对自己的叛逆。红卫兵（和工农民众）紧跟毛泽东而造官员们的反，则是依仗毛泽东对官员们的专制而抵抗官员们对自己的专制。对毛泽东来说，官员们是叛逆者（所谓叛徒），对官员们来说，青少年（和工农民众）是叛逆者（所谓造反）；对青少年（和工农民众）来说，官员们是专制者（所谓当权派），对官员们来说，毛泽东是专制者。这其中的所谓叛逆或专制，核心的问题主要源于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