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众多网友齐心协力地网络围剿，不论是周久耕还是林嘉祥，今天可能都还高坐官位，继续鱼肉之事。然而现实的残酷之处在于，周久耕和林嘉祥之所以被“人肉”，很大程度上仅仅因为运气太差，阴差阳错刺激了网友的眼球。对于这一点的最好佐证，当属广西“日记门”中的烟草局长韩峰，以及温州和新余两地的公款出国旅游团。前者的落马，缘于其私人日记被无端上网。后者的曝光，则是因为地铁里偶尔遗落的一个文件袋。如此这般的偶然和巧合，虽然足以让网民窃喜数天，并暗自庆幸扳倒几个贪官，但与此同时，又不免让世人在冷静后感到背脊发凉：谁能保证，这些不是冰山一角？

　　倒“脏水”，还是要“孩子”？

　　因为周久耕等人的先例，当政府祭起保护隐私的大旗，意图严控人肉搜索的时候，就不得不首先回答一个残酷而又现实的问题：在体制内反腐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如果对初展拳脚的网络反腐蓄意打压，政府将何以面对汹涌之民意？毕竟，相比个人——尤其是贪官污吏——的隐私权而言，政府廉洁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目标。实际上，在法治成熟国家，公职人员往往被视为公众人物，与普通公民相比，其隐私权受到相当限制，比如必须公开财产和家人就业情况。而在当下中国的法律体系内，公众人物的概念尚未得到承认，甚至还有诸多地方长官动辄以诽谤为由追捕批评者。面对如此恶劣的舆论监督环境，如果再对在夹缝中求生的人肉搜索严加打压，政府公信力可能将进一步丧失。而这一政治代价，可能并非每一级政府都敢于承担。

　　不仅如此，正因为周久耕、林嘉祥等人的前车之鉴，任何提议、推动打压人肉搜索的官员，其动机都可能遭到民众的习惯性质疑。以浙江省为例，当媒体报道人大讨论相关立法时，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不少网民直指人大代表是“兔死狐悲”，因为本身亦不干净，所以假公济私，利用手中权力打压网络监督，以免自身重蹈周久耕等人的覆辙。个别网民甚至发出“网络通缉令”，呼吁“人肉”有关人大代表。平心而论，这种质疑虽然听起来很刺耳，但也并非完全无的放矢。而这样一种不信任，无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立法进程。

　　最后，可能也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在于立法与执法的衔接。抛开网络反腐不论，仅就针对普通人的人肉搜索而言，在立法上予以禁止似乎不难，但要在实务中得到执行，可能还面临诸多制约。比如证据问题，因为网络实名制尚未实现，要让受害人自行查出匿名的发帖者，完全不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动辄求助网警的技术支援，不仅有点小题大做，而且也如台湾媒体所言，是“拿大炮打小鸟”。又如法不责众的问题，因为人肉搜索往往涉及成千上万的网民，如何确定被告和赔偿，将是每一场诉讼的艰难课题。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即便从立法上禁止人肉搜索，估计也很难取得实效；而最后真正受损者，无非是国家的司法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