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冰冷的数字，可它意味着无数人得免重蹈“佘祥林”式的人生苦涩，既说明了律师辩护制度的绝对必要性，又避免了眼睁睁让司法机构陷入不义，从而，在彰显制度安排的德性的同时，满足了关于法律正义的公民预期——所谓法律尊严，其尊严在此。
在此语境下，律师的职业伦理规定了他天然为“当事人说话”。在刑事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可谓天条。具体在本案中，告诫以“不知道”应对法庭讯问，固为其责。依据无罪推定原则，沉默权是被告的法定权利，径以“不知道”应答，并无不妥。询问有无“刑讯逼供”，尤为必需。如果答案肯定，则督其于法庭大声诺诺，其实是一种法庭论辩技巧，无伤任何法则。进而言之，倘若据法论理，认其无罪，进而提出无罪辩护，亦不为过，何况尔尔。凡此种种，不过履行律师职责的常态。
如同一切权力设置一样，律师制度和辩护制度同样是一种制度之恶。容忍此恶，旨在避免更大的恶，既是现代司法程序的人工理性，更是源自人世公共生活的不得已，为的还是营造人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有此基本安全，才能指望公道和正义。因此，将对于黑恶势力的清除诉诸司法程序，彰显的是公正对待每一个公民的政治公道，显示了当今是一个让每个人获得基本安全的社会这一立法旨意。循此以往，保障他们获享包括辩护权在内的一切公民权，同样还是为了营造一个“大道之行在于公”的公民印象，而首先是让人感到安全的社会政治生态。否则，本意虽行公道，而民众感受可能无异“黑吃黑”，于制度安排而言，可谓背道而驰。
毕竟，天下苦黑久矣！而最黑之处，在于“黑白”两道沆瀣一气。百姓为“打黑”而欢呼，与其说是欢呼那几个打打杀杀的毛贼落网，不如说为护黑高官的倒台而称庆，其理尽现，不言而喻嘛！
而且，本案甚为吊诡之处，在于被告突然检举自己的辩护人，坦承旨在“立功”，使得案中生案。司法机构雷厉风行，迅即启动批捕、起诉和审判程序，令人瞩目。而一般社会大众齐声谴责“黑心律师”的窳行，事实上，也确有不少律师职业操守沦落，知法犯法，使得“李庄案”骤然成为一起牵连广泛的社会政治事件。当此“打黑”收网之际，在污点证人检举和辩护人履行职责之间，大众不明所以的口诛和法学界的担忧两头，司法机构的积极强劲态势，似乎撕裂了社会，其实也使公权陷入了道义两难。换言之，“立功”的合法性与道义上的形迹可疑，律师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的紧张，公权力主动护法与自身守法的分际，均要求司法机构采行一种更为超脱中立的姿态，而非为了“办成铁案”，不惜动用“运动式执法”，其理昭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