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力犯罪的现状表述及原因探析

　　2010年2月底，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法治蓝皮书》显示，从2009年1月到10月，中国刑事立案数和治安案件立案数增幅分别在百分之十和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年刑事和治安案件立案总数分别在530万件和990万件。同时还指出，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在2009年出现较大幅度增长。近年来所谓报复社会类、家族伦理类恶性案件比较突出，据有关数据统计，仅2009年底至2010年初我国共发生八起灭门案，且大多是发生在自己直系或者旁系血亲、姻亲或者无直接利害冲突的朋友之间，且凶犯作案疯狂，其后果大多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如此集中且犯罪对象如此异常也非常令人费解，也成为当前人们普遍关注和评论的社会热点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率猛增，从1978年开始，刑事案件立案率以每年每10件/10万人——12件/10万人速度递增，1978年全国犯罪总数为50万起，到2005年达468万起。如果要分析出如此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原因，专家可以总结不下数十条很有技术含量的理由。但其本质无非是在于经济和社会。早在中共八大时就已经指明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然而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政治斗争扭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正确的审视我国转型期经济发展特征，可以看出，无论阶级斗争如何激烈，无论天灾人祸影响如何剧烈，从本质来说还是经济生活的迟延性和人们的预期值之间的矛盾而至引发心理冲突和行为失范。

　　（一）经济基础的薄弱，引发心理的是失衡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完善，必然导致利益的重新调整，在逐步实施过程中，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而普遍感觉到的外显性变化，则是拉开收入差别和消费档次，加剧了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迫切感。如果这种社会矛盾量化到个体时，这种矛盾就不再称为矛盾，而是曲化成了“失落”和“妒忌”。大款显阔的刺激，消费的攀比所引发的心理震荡作为“中介”因素，使经济生活的变革成为暴力犯罪增多的原发性动因。城市的一些年轻人，看到少时伙伴、老同学在经济开放搞活中“暴富”，心理冲突加剧，萌生一种“被剥夺感”；农村的“打工仔”们，置身于城市的现代消费氛围中，心理挫折则可能转化为暴力谋财的攻击性行为，长久的贫困生活及陌生的城市生活环境导致心态不健康。由于城乡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之间以及社会成员间的贫富悬殊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城市生活水平相对提高较快，当外来打工人员从相对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后，面对社会财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实及城市本体的排外性，极易产生心理失衡。法律知识的匮乏导致法制观念淡薄，外来打工人员对于权利保护、救济的意识很单薄，加上能力又不足，在权利受损时，他们往往排斥或不知道通过正常、合法的渠道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是采用私力解决的方式，从而使简单事情复杂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等，造成大量的待业和隐性待业群体，这一群体心理普遍会有一种“被离弃”感，这些均进一步加剧心理冲突，成为暴力犯罪的催化剂。大量的持械抢劫、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等以疯狂夺取钱物为目标的暴力犯罪，犯罪动机中大多存在一种狭隘而可悲的“愤愤不平”心理。我国收入矛盾除了八十年代因刚开始探索革新时有所缓和外，从八十年代后期矛盾便持续严重。到21世纪初，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保等公共服务和产品被推向社会，改革初衷是保民生，促创收，然而在改革进程中因为权力部门相互掣肘，局域利益冲突剧烈，改革最后都成了用“烂尾工程”，最后还是要由纳税人来买单，名目繁多的创新，毫无期望的改革已经让民众心灰意冷，既然正常的劳动不能带来生活而改善，何不“以身试水，难得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