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借用他人身份证开户之授权范围确定

　　存折开立后，不再要求实际办理存取款业务的人必须是存款人，银行也不再审核实际办理存取款的人是否为存款人。这就是为什么王某会持有保管存折、密码并能自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的原因所在。由王某持有保管存折、密码及自行办理存取款业务可推定，王某给李某的授权范围仅为开户存款。因此，李某单方面申请挂失、重新办理存折设置密码和取走存款，显然超越了王某的授权范围，属越权行为。

　　三、本案李某越权行为不应构成盗窃罪

　　笔者认为，此类越权行为不应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首先，盗窃罪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单以李某单方面申请挂失、重新办理存折设置密码和取走存款，我们难以断定李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也难以排除李某主观上是在利用以其名义开户之便暂用王某存款。而事后李某退回8.8万元，也间接说明李某无“非法占有”之目的。因此，如无其他证据证明，我们应认定李某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

　　其次，盗窃罪中的“秘密”是指犯罪分子“主观上自认为不会被财物所有人、管理人、持有人发觉”（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12月北京第1版，第837页）。这里的“发觉”，即包括所有人、管理人、持有人在事发当时不知，也包括其事后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而李某虽也“秘密”申请挂失、重新办理存折设置密码和取走存款，但依以下三个客观情况，我们可断定他不会认为事后王某难以确定系他所为：一是存折系以他的名义开立；二是依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办理存单挂失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银函［1997］520号）第一条“储户遗失存单的……挂失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储户必须亲自到储蓄机构办理补领新存单（折）”的规定，只有他才能重新办理存折设置密码；三是王某通过银行可查明。因此，李某之“秘密”非盗窃罪中的“秘密”。

　　第三，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以他人名义开户存款往往发生在亲朋之间。对此，我国虽无禁止性规定，但也不提倡。因此，以他人名义开户存款的现象不会很普遍，而像李某行为的情况则更少，因而其行为并不会发生严重的后果，它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如果作为盗窃罪处理，并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明显背离了罪责相一致的刑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