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置权主要是指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他人之动产，并予优先受偿的权利。在民商法中，素有民事留置权与商事留置权之分，但一般认为，现代各国规定的民事留置权是受到了商事留置权的影响之结果，[1]并且二者在价值目标、规范配置方面亦有差别。我国《物权法》第231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的留置除外。”然而，对于商事留置权所孜孜以求的维护商人信用、确保交易安全的价值目标及其客观上需要的、精巧的配套规范，以我国《物权法》第231条但书之简陋，恐为不能承受之重。[2]换言之，对于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的诸多差异，《物权法》采取民商合一的立法表达是否精准？尚待考量。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物权法》第231条，解释商事留置权在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法律构造方面的特殊情况，[3]以回应理论和实践中所遭遇的各种难题。

　　一、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类型

　　比较法上，商事留置权通常仅在“商人”之间存在，如《德国商法典》第369条第1款、[4]《瑞士民法典》第895条第2款、[5]《日本商法典》第521条，[6]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29条。而商人，一般是指以营利为目的，持续地从事营业的组织或个人。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界定为“商人”，有利于促使商事交易关系中的债务人及时履行其债务，维护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尽管在物权立法过程中，我国有人提出对商事留置权的主体采用“经营者”一词，[7]但法律文本最终将商事留置权的主体限定为 “企业”。由此，值得思考的是，我国限制商事留置权主体的独特做法是否妥当？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下，企业的类型有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集体企业（包括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另外，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和第4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性质上是一种企业法人，它也具有企业性质。无疑，我国上述诸种企业均属商人之列。但关键的问题是，企业不能涵盖所有的商人类型，排除企业以外的商人享有商事留置权，诚非所宜。

　　（一）农村承包经营户与法意解释

　　我国一般将农村承包经营户界定为民法上的自然人，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的立法安排也是契合这种共识的。但共识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唯一的、正确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两户”应解释为家庭合伙。[8]还有学者将农村承包经营户归为商个人。[9]与《民法通则》不同的是，1993年通过并于2002年修改的《农业法》，以及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立法领域使用了“农民”这一俗称。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客观存在，“农村承包经营户”即为带有符号学意蕴或身份印记的“农民”。虽然现代的商事主体与传统商法中的商人有所不同，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差异远非一步之遥所能比拟，能否将农村承包经营户界定为商人？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民法通则》第27条允许农村承包经营户从事的是“商业经营”，这并不准确。其实，农村承包经营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即他可以从事农产品收购、批发、贮藏、运输、零售和中介活动，也可以从事跨地区、跨行业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联合经营活动。并且，农村承包经营户可以成立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他与企业之间的法律人格存在相对的独立性。从农村承包经营户广阔的经营范围和多元的组织形式来看，将农村承包经营户一概排除在商人之外，并无正当理由。不过，将农村承包经营户，即使是未采取企业形式者，一律认定为商人，也不科学。因为，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是“靠天吃饭”，农业收益严重依赖自然条件，生产技术落后，经营方式陈旧，并且主要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劳作，不符合商人的营利性及营业性的应有之义。[10]这也提醒我们，认定农村承包经营户为商人，还需适当引入数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