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乃促使义务履行之外在推力，着重于权利求证。如前文已及，为权利而斗争，乃向义务而斗争。向义务而斗争，具有双重性。一者权利人之斗争指向并非权利自身，而为义务人之义务，二者张扬义务人自觉履行之理念，促使义务履行外在推力基础上再施内在张力，以最终实现权利。若仅仅局限于表象之为权利而斗争，易陷入道德窘境，使每个人沦为自私鬼，义务和责任意识淡化，最终损害者，权利也。故此，为权利而斗争之实质为向义务而斗争。向义务而斗争，既有一己之权利展示，又有对方义务之重述，其实质在于为权利而斗争之内容。于法律示教意义，则有防为权利而斗争流于形式之效。

　　诚然，过度依赖义务人履行自觉，对权利实现而言，疑似一场美梦。当诚信理念渐趋衰弱、功利之心逐步贪婪之时，他人权利和自己义务，即会容易被此种变形法商所抵消、冲淡。因此，向义务而斗争之功利欲求在于固定为权利而斗争之靶向，并激活斗争技艺，击中斗争要害。质言之，消防权障。若再思量，又恐有不足。斗争功利之外，更应唤醒义务理念，于人间缔结自觉义务观，于社会营造普遍责任感。于此意义，为权利而斗争之社会，远未达至法治理想。法治进步之今日中国，权利之富足自溢于法律文本，且严于评估，富足过誉，温饱尚可；活法园地，行权艰难。为权而斗，往往竹篮打水。尤其当物质基石尚不牢靠之时，逐利本性易变形，原本神圣之权利、高尚之权斗，或许面临沦丧或破产风险。抑或义务观匮乏、责任感缺失，权利斗争亦化为徒劳之举。义务观逐步富足，权利斗争成本亦同步减低，社会文明方显不断进步。是故，义务观似已并非法律规则之独一要求，亦为社会伦理道德之立体教化。

　　若以自由论，权利给予无疑乃幸福之事，义务施加则为一切追求自由幸福之人所本能排斥。此种本能排斥亦仅仅来自于本能，发源于人性，且个体排斥力量微不足道。当其遭遇团体强制尤其国家命令之时，个体排斥力量无论以何种惊险代价——即便牺牲生命加以抵抗，亦终究无济于事。然而，看似一场人生灾难却并非意味生活品质之减低或恶化。因为人人从其脱胎之日，即不再为单纯肉体，易言之，已由母体组成部分质变为生物人；自脱胎一刻，生物人之属性亦不再单纯，社会人之角色将会追逐一生，且因此而持久制约于各种仿佛命中注定之社会规则。于是，人生来就在枷锁之中。但又无往不自由，纵然蜷缩于最严密之法则丛林，亦总有喘息和仰望空间与时机。自由幸福感受恰以付出规则约束为交易代价，约束即为自由之对价，义务即为权利之支付工具。也许可以断言，义务履行乃为追求或者可以交换更富足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