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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的社会建构

  
  虽然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事实一直存在,但区域环境不公平问题直到20世纪末期才突显出来。1998年,我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之后人们反思,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上游的生态环境恶化是形成此次大洪水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并在全国掀起了西部大开发研究讨论的热潮。人们一致认为,西部生态环境脆弱,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大开发的重中之重,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始终应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优先的位置考虑。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针对西部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应该说,98大洪水让政府、学界和民间都深刻地体会到了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性,而西部大开发的国家战略的提出,更是使得西部的环境问题成为国家政策、学术研究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西部的环境问题以及东西部环境不公平的问题才得以建构起来。
  
  (三)阶层环境正义问题的社会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之间的经济地位差异不断拉大,尤其在收入差距方面,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社会在贫富分化。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富裕人群占据了过多的社会资源,严重侵害了其他人群的利益。从环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污染物多,贫困人群往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23]富人群体对于环境造成的压力要比穷人的大,这一点已经为许多事实证明。与此相称,富人就应当对环境保护尽更大的责任,这样才是比较公平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富人群体在攫取财富和享受富裕生活的同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意愿却不是很强,与一般社会成员的期待有差距。[24]富人凭借手中的财富,可以通过迁居获得较为洁净的环境,可以以各种方式享受医疗保健,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害,而把攫取财富过程破坏的环境留给下层大众。贫困人群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污染而带来的健康损害,他们承受环境的风险的能力低,却承受着更大的环境风险。[25]
  
  早在20世纪90年初期就有学者关注到了阶层不公平问题。[26]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本溪市,居民的居住分布与其拥有的权力具有相关性,个体的权力资源可以交换环境价值;在一些污染严重的街区,工人居住的比例要高于工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干部所占的比例则远远低于干部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项研究世纪上揭示了环境污染对于不同人群的差异性影响,[27]涉及到阶层不公平问题。虽然之后也有学者关注阶层不公平问题,但是,阶层不公平问题还限于小范围的学术研究的范畴,还没有建构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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