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区别了经济市场和社会市场，其不同在于指导福利分配的原则和动机不同。福利国家的社会市场主要是根据人类需求、依赖性、利他情结、社会义务、慈善动机和对公共保障的渴望来分配商品和服务。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和服务是通过经济市场来分配的，理念上是以个人进取心、生产效率，消费者选择、支付能力和利润追逐为基础的[11][19]。“与经济过程不同，福利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个人的市场价值不是用来衡量其福利权利的指标。事实上，福利的核心功能是从市场中拿走商品和服务，代替市场或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和修正市场运作方式以产生其自身不能产生的结果。”[20](pp.19～20)

　　福利多元主义的四分法是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对福利来源的进一步细化。对于约翰逊而言，其贡献在于在国家、市场和家庭之外发展了志愿组织作为福利的提供方，丰富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内容，并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如王卓祺[21](pp.20～26) 在儿童照顾议题下，分析了福利产品来自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志愿部门的福利多元组合。吉尔伯特把福利多元主义嵌入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福利的提供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在社会市场与经济市场之间相互区别，彼此交织，表明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从不兼容到兼容的演变[22]。

　　福利多元主义的三分法和四分法没有绝对的划分界限。一些提出三分法的学者有时也使用四分法开展他们的研究。无论是三分法还是四分法都是对福利提供的反思。福利多元主义认为福利的来源应该多元化，福利责任不仅仅由国家或市场来承担，其他社会主体如个人、家庭和志愿组织、民间机构等也应是福利的提供者，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它企图冲破国家和市场的绝对主义藩篱，寻求福利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路径。

　　四、福利多元主义的发展趋势

　　正如前文中所谈到的，福利多元主义已成为西方社会政策的理论主流，由国家提供福利在向多元部门提供福利转变。然而，这种转型究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国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多元福利提供部门实际上发挥怎样的功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理论家们在分析福利多元主义的同时，也对它的实践发展趋势作了预测，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派：

　　（一）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批评 对福利多元主义的批评以约翰逊为代表，他提出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潜在的危险和不平等[17][18][23]。他从分析英国的福利政策出发，认为英国目前的福利政策正是一种多元模式，福利提供日益多元化。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政府之所以对福利多元主义如此偏好是否隐含着政府期望摆脱自身的责任，将其本应承担的职责转给非正式的商业或志愿部门。1.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的福利意味着家庭、亲属特别是家庭中的妇女对福利承担起责任。但自前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渐渐明显，在未来将有更多的老年人需要照料，而照顾者人数减少，大量的妇女人群参与到雇佣劳动中，由家庭等非正式部门提供主要福利是不切实际的。约翰逊对由非正式部门提供福利的潜在问题表示忧虑：“其问题是能否保有现在的福利水平，而不是家庭在未来可以提供更多的福利。”[23](p.172) 2.让志愿组织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如果志愿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然对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需求更大，而责任机制和审核机制的建立反过来又会危害到志愿组织的独立性[23](p.174)。3.有可能强化社会阶层结构，拉大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社会福利提供的不均。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志愿组织，在下层阶级中，他们对福利的需求往往最为强烈，但下层人民得到的社会福利也最少。同时志愿组织具有分裂性和较差的统一配套性，机构重叠或空缺现象时有发生；如果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是商业部门，其最主要的问题是可能形成地方垄断或行业的卡特尔[23](p.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