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福利国家角色的成熟 福利国家的成熟阶段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经济持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社会观念自由开放，新政治选举提升了少数民族、妇女、残障人士和其他人的民权和社会权利，人们注意到了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使人们也愿意支持福利计划以改善公民权利和就业机会。

　　在这一时期，欧洲国家继续扩张福利计划，如通过职业培训、就业补贴以及放宽病假和工作法规等配套措施扩大了对失业或未充分就业人员的援助；美国尽管不愿采纳任何形式明确的社会福利理念，其福利扩张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美国的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包括职业培训、食品券、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精神健康以及社会服务等，对少数民族、被社会排斥人群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福利国家角色的收缩 福利国家的紧缩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石油危机标志着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终结，经济出现滞胀的同时，社会对福利需求增加，主要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状况不断扩大，阶级之间冲突扩大，税收和开支系统入不敷出。社会和经济上的失败给福利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几乎所有福利国家都成了被批评的对象。

　　以英美为代表的收缩派开始放弃了充分就业的承诺，尽管他们不敢公然放弃普及性社会服务承诺，但在行动上已明显开始缩小政府福利开支。福利国家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权利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政治压力等因素使收缩派不能将社会政策全面向右转。以瑞典和奥地利为代表的维持派尽管仍然维持战后福利国家的开支水平，实施充分就业的承诺，但在行动上福利开支也有所缩减[5](PP.21～126)。政府部门通过福利开支缩减的手段来减少福利国家的规模，将福利责任下放到地方或其他部门，从国家保障的单一主体发展成多元责任主体。福利多元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解决福利国家危机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福利国家批判

　　“70年代以前的福利国家扩张阶段不仅象征着资本与劳动者之间，也象征着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其公民之间关于保障与权利的新契约。”[5](p.22) 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滞胀使许多国家发现，国家难以维持高水平的福利开支，福利国家制度也非设计中的那样完美，对其批评此起彼伏。福利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经济合作组织对福利国家危机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描述：1.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2.经济衰退的危机；3.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危机；4.福利开支的危机[6]。米什拉指出福利国家面临四个方面的危机：1.政治和法律方面的危机；2.福利提供和管理的危机；3.财政危机；4.经济危机[7]。

　　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福利国家都持批判态度。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熊彼特为代表的新右派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把政府的干预限制在最低层面，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理由是市场是发现人们需要的最佳方式；市场给人们最广泛的自由选择权，鼓励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降低了科层官僚体制无效率所带来的弊端，使社会发展更加民主，也更适合人类的天性。国家只应扮演规定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对无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一定的服务，不应过多干预。新右派认为创建一个普及性福利制度的国家不具有可行性，福利国家的支持者对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缺乏理性认识，福利国家不仅威胁到人类自由，而且破坏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英国的高夫（Ian Cough）、德国的欧菲（Claus Offe）。左派学者使用矛盾（contradiction）来描述福利国家的本质，最典型的说法来自欧菲：“矛盾在于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也不能没有福利国家而自存。”[8](p.153) 左派对福利国家的态度是：福利国家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合法化的工具，其功能是帮助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和维持政治安定，其运作并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最终必然产生财务危机及引发资本主义内部更严重的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