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欧洲，东亚第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也正在朝向国家福利目标迈进。最近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意识到了国家福利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加大加速了发展公共福利体系。韩国和台湾曾以“低社会福利，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而自豪，相信经济增长就是最好的福利。但是，随着快速整合进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差距增大，东亚地区不得不面临结构改革的挑战[⑥]。经济危机所冲击到的不仅是低技术产业，甚至上扩到中产阶级。要适应不稳定的就业时代，政府必须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进行结构与配套性改革。和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一样，在东亚，与福利国发展伴随而来的是民主化的过程。台湾在1995年把国民健康保险从职业服务转为全民服务，强制全体公民参加。1998年台湾完成了老年年金改革方案，但由于国民党的落选而延迟。韩国在1997年公布健康保险法，把健康保险从1987年的覆盖一半人口扩展到覆盖96.9％的国民，其余的3％由健康救助完成。1998至1999年，韩国制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7∶3的比例出资的资金兑现就业方案，成立了劳、资、政三边委员会，并于1998年修改劳动法。韩国政府在1998年还实行了公共工作计划，给极度贫困的人提供社会服务工作。东亚国家福利改革都朝着国家更多的干预、覆盖面更广的方向发展，政府采纳了社会福利计划作为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其被确立为经济发展总体架构的一部分。

　　国家福利政策正在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税收被用于建立教育设施、医疗保障和有效的社会保障网，并用于培养高技能和有创新意识的劳动力时，国家竞争力将得到增强，而非制约。实践证明了它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2005年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结果是，北欧五国全部进入前十位。第一芬兰，第三瑞典，第四丹麦，第六冰岛，第九挪威。而芬兰，则连续三年排名居首。北欧国家的建设已经超越了以下的设计：（1）把国家福利当成保障个人和家庭的最低收入，减少不安全的程度；（2）减少社会意外事故（例如疾病、失业）导致的个人和家庭的风险，升华到保障全体公民（不分阶层和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享受相当标准的社会服务。这种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福利服务把全体人民团结在一起，导致了社会的进步，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北欧国家福利是社会平等和民主的公民权利的理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