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英美两国采取了大量的政策削减福利。英国以法律的约束来反对工会行为，银根紧缩扩大大众失业率，给罢工的家庭免去社会津贴，在几个方面降低社会工资。美国确立大量的反对社会支出和税收的政策，拓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其他西方国家也开始削减税收，加速私有化，实行金融节俭，压缩国家支出。此时，国家的作用“更像一个商业的政府”，市场的价值和过程已经成为政府的首选[⑤]。这个过程已经占领了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医疗健康、住房、教育以及社会服务。在许多发达国家，公共的福利转变为私有性质，这一倾向在1980年代末期达到了顶峰，于是导致了“福利的危机”。中国的以市场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与西方的这一潮流几乎同期，所以社会政策方向的改变也受其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专家学者在思考。1988年，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IDER）召开了以“生活的质量”为题的研讨会。阿马蒂亚·森提出：当我们需要知道世界上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繁荣状况和他们的居民的生活质量时，拿什么尺度来评判？什么标准才能真实地表明是人类的“繁荣”？仅仅知道在一个确定的人口数目范围中金钱数字的多少，并不能够让我们满足（比如平均人口的收入，依然作为一个标准来测量人们生活的质量），我们至少还需要询问关于这些资源的分布和它们怎样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知道健康和医疗服务状况，教育的提供和质量，劳工生活是否单调是否有尊严，政治和法律条文对公民生活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关系，人们的情感等等。这个研讨会在理论上，对关于福利与经济的认识有了新的纠正。同时，英国教授泰勒·古庇在欧洲6国作了调查，得出结论：福利国提供给大众的服务依旧被热烈地欢迎。公众普遍支持对老年人、患病者和残疾人的服务，支持教育以及医疗保健福利，支持给失业者、低收入者、孤寡老人和孤儿以津贴补助。

　　英国在1990年代的换届选举让形势有了转变，人们要求改革来推动更多的公共福利登台。公众认为，如果有效管理的话，地方选举的政府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时才能对个人——这些服务的消费者提供最好的最有价值的保障，因为它代表了一个集体的利益。执政者也认为，福利国不仅仅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而产生的一个保护性的反映，它而且已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的基本构成。所以，撒切尔执政第一期后，社会支出依旧增长。她的继任梅杰说：福利国是英国的整体的一部分，它还会继续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福利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成无论任何党派当政，都不可取消的政策。不是要不要福利国的问题，而是发展什么样的福利国的问题。福利国的模式可以改变，但是，不可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