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福利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一种形式，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需要一个自由的无拘束的市场的力量。亚当·斯密曾说，市场是消灭阶级、不平等和特权的最高级的工具。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市场经济不能保障人们得到基本的医疗、教育和住房条件的满足。于是凯恩斯认为：市场在保障人类再生产上失败了。为了创造健康和幸福的生产力，人们要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形式来共同分担风险与不幸，而这个集体的分担经常由国家来规划、提供或者调整，有时候通过投资的形式来完成。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

　　国家福利还是社会矛盾发展的高度政治过程化的结果。福利国的发展是一个政治重新矫正的过程。现代化发展导致了经济的不平等、社会排斥和两极分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了矛盾甚至斗争。不同社会阶层都认识到了工业化已经创造了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排斥，这些阶层对处理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观点，特别是对社会政策的理想不一致。为了避免阶级斗争的激化和体系的危机，形成了代表各自利益的政党。社会政策的形成是根据各党派的力量的强弱而形成的。这个体系最初是建立在国家、有组织的资本（企业集团）和有组织的劳工（工会）根据各自利益进行谈判与和解的基础上，各自的利益通过劳资和国家的三方谈判或者是议会的讨论等渠道解决，由此制定国家政策。社会政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福利国的同义语。

　　1945年后，西方国家普遍创立了拥有公民权意识的福利国。随着快速地把资源向救济金覆盖面扩展，福利国的体系日益扩大，在支持混合经济和增强政府干涉的政治基础上达到了广泛的一致。1945年到1970年代中期的30年，被称为福利国的“金色时期”。

　　1970年代起，西方世界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许多国家出现了高失业率，退休金和健康医疗费用不断增长，对服务的需求和支出在扩大，越来越多的家庭解体。英美两国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新右派形成。在理论上，新右派罗列了国家福利的诸多“劣行”：国家福利是不经济的，破坏了资本的投资，降低了社会资本的积累；是非生产性的，影响了工作激励、个人储蓄和革新；降低了市场的作用，效率低下；是不实际的，在控制贫困上是失败的；弱化了家庭；是专制的，家长式作风的福利计划的主要罪恶是影响了社会纤维，社会控制了每一个公民；它同时否认了个人自由，让个人的收入化作税收充公[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