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则认为，市场并不具备自我调剂的功能，国家干预才是调节机制的唯一补救。所以他认为社会保障应当成为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张安全网。而在我国大力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同时，也有必要维护社会公平，保护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构建起住房社会保障这一张房产市场的安全网。与上述观点相悖的是“效率”绝对优先论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政府广泛的福利计划和减贫计划是违背自由社会道德准则的，应该让私人的企业和机构参与这些领域的竞争，允许个人自由选择。他猛烈地抨击政府的社保计划，认为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了政府支出的膨胀。因此，我国在构建住房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因从效率的角度出发，适当引入市场机制的参与。

　　上述这种争论在实践中也造成国际社会各国家采取了各有侧重、层次不一的社会保障改革，其争论的焦点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等对立与统一的关系问题。而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为源头的新福利经济学便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努力达到协调。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概念对研究建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社会保障有者重大的启示意义，即一方面要通过社会保障，保证住房弱势群体的基本居住权益；另一方面则继续推行商品化、货币化的住房政策，保证高收入者通过自由选择，满足其高居住水平的要求，并带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三、构建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关系

　　1、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社会保障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强调的是公平，效率退居其次，福利住房制度下产生的问题就反映出过分强调公平，不仅不能提高广大居民的居住水平，反而使众多企业背上了沉重的福利负担，住房也出现严重的短缺，极大地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效率至上成为主流意识，我国住房改革后，取消福利住房制度，希望以商品化、市场化的住房政策来提高住宅产业发展，提高住房有效配置，并以此解决住房问题。从实施的效果来看，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住房面积也呈现出较大的增长势头，有支付能力者的居住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住房困难情况却并没有彻底解决，尤其是收入与住房“双困”者的住房问题在此时更为突出。如果没有公平的分配机制，“蛋糕”做得再大也不一定就能保障人人能够分享成果，提高效率的同时，还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