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提供福利的担忧或否定态度进而演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另外，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先富带动后富”的假设，以及只要经济发展便可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的观点，使得政府从社会福利中的退出不仅有西方经验可资借鉴，更有本土理论提供支持。结果是家庭和个人被重新界定为社会保障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3.政府角色缺位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

　　国家、政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宝贵成果。只要不愿让人类陷入霍布斯状态，就应当对政府角色的定义慎之又慎。特别是对我们这样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又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大国，要考虑的不是政府退出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政府能力的问题。

　　无论是“先富带动后富”，还是经济发展带动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是一个自动实现的过程。这里尤其需要政府有效发挥其汲取资源、进行再分配、培育社会体系、实行监管的一系列重要职能。过去，由于政府角色的缺位，我们不仅未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反而陷入了所谓“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陷阱（注：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结果，短短的20多年过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几乎接近警戒线，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未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加上贫富差距在中国形成的特殊背景（注：由于富豪经常落马或遭遇各种不测，因而有媒体将“中国富豪榜”称为“屠龙榜”（见《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17日）。人们对富豪的仇视，与财富积累过程的不透明和不公平有很大关系。），这种社会分化的局面对社会凝聚力以及社会稳定的冲击非常之大，若不认真解决，我们将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其实，早在19世纪，德国政治家俾斯麦就指出，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形成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国家认同的重要作用。可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现在倡言和谐社会，某种意义上是对前一阶段政府角色缺位、忽视利益共享机制构建状况进行反思的结果。

　　（三）误区之三：市场机制的高效率

　　1.“市场”曾经是最具魅力的词汇之一

　　我们从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中获取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市场机制的高效率。毫无疑问，相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市场在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既是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也是其改革措施之一。但市场并不具备再分配的功能，因而并非在任何领域或任何环境下都是高效的。事实上，正因为市场的高效率是有条件、有局限的，才有了政府存在和干预的前提。然而，我们对市场高效率的认识几近于迷信，不仅用市场机制来改革国有企业，还在政府和社会领域中广泛应用这一概念。回顾20多年的改革实践，GDP和市场曾经是两个最具魅力的词汇。GDP是各级政府衡量和考核干部业绩的主要内容，市场则因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形式”而被当成解决很多社会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政府不仅鼓励老百姓找市场解决问题，其自身也从市场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例如，1990年代在温州流传的说法——老百姓有困难“找市场而不找市长”，一时传为佳话；而在“市场化”、“社会化”或“产业化”等概念被引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中后，“买服务”几乎成了所有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市场化的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和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

　　于是，凡是政府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都交给市场去自发调节，使得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变成了政府推卸社会责任的过程，变成了随着经济和财政增长逐步减弱公共投入的过程。

　　实践证明，改革以来，在社会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不仅没有使社会大众获益，反而削弱甚至直接剥夺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权利，增加了社会不公平。